1、職工在從事本職工作中存在的過失不屬于排除工傷認定的法定情形——孫立興訴天津新技術產業園區勞動人事局工傷認定案
案例來源：2014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第九批指導性案例(指導案例40號)
法院認為：關于被上訴人孫立興本人行走當中不夠謹慎的過失是否影響工傷認定的問題。《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六條規定了不認定工傷的三種情形，即因犯罪或者違反治安管理傷亡的、醉酒導致傷亡的、自殘或者自殺的。職工從事工作中存在過失不屬于不認定工傷的法定情形，不影響職工受傷與從事本職工作之間因果關系的成立。工傷事故中，受傷職工一般均具有疏忽大意、精力不集中等過失。如果將職工主觀上的過失作為工傷認定的排除條件，既不符合《工傷保險條例》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本意，也有悖于日常生活經驗。即使孫立興在行走之中確實有失謹慎，亦不影響本次工傷認定。上訴人園區勞動局以導致孫立興摔傷的原因不是雨、雪天氣使臺階地滑，而是因其本人精力不集中導致為由，主張孫立興不屬“因工作原因”致傷，理由不能成立。
2、行政機關作出的程序性行政行為侵犯當事人合法權益，當事人無法針對相關的實體行政行為提起訴訟的可以針對該程序性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王明德訴樂山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傷認定案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與指導性案例理解與適用》(第六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891～895頁。
法院認為：被告作出《中止通知》，屬于工傷認定程序中的程序性行政行為，如果該行為不涉及終局性問題，對相對人的權利義務沒有實質影響的，屬于不成熟的行政行為，不具有可訴性，相對人提起行政訴訟的，不屬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圍。但如果該程序性行政行為具有終局性，對相對人權利義務產生實質影響，并且無法通過提起針對相關的實體性行政行為的訴訟獲得救濟的，則屬于可訴行政行為，相對人提起行政訴訟的，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雖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條的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應當根據交通事故現場勘驗、檢查、調查情況和有關的檢驗、鑒定結論，及時制作交通事故認定書，作為處理交通事故的證據。交通事故認定書應當載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實、成因和當事人的責任，并送達當事人”。但是，在現實道路交通事故中，也存在因道路交通事故成因確實無法查清，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不能作出交通事故認定書的情況。對此，《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第五十條規定：“道路交通事故成因無法查清的，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應當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證明，載明道路交通事故發生的時間、地點、當事人情況及調查得到的事實，分別送達當事人。”就本案而言，峨眉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隊就王雷兵因交通事故死亡，依據所調查的事故情況，只能依法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證明》，而無法作出《交通事故認定書》。因此，本案中《道路交通事故證明》已經是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就事故作出的結論，也就是《工傷保險條例》第二十條第三款中規定的工傷認定決定需要的“司法機關或者有關行政主管部門的結論”。除非出現新事實或者法定理由，否則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不會就本案涉及的交通事故作出其他結論。而本案被告在第三人申請認定工傷時已經提交了相關《道路交通事故證明》的情況下，仍然作出《中止通知》，并且一直到原告起訴之日，被告仍以工傷認定處于中止中為由，拒絕恢復對王雷兵死亡是否屬于工傷的認定程序。由此可見，雖然被告作出《中止通知》是工傷認定中的一種程序性行為，但該行為將導致原告的合法權益長期，乃至永久得不到依法救濟，直接影響了原告的合法權益，對其權利義務產生實質影響，并且原告也無法通過對相關實體性行政行為提起訴訟以獲得救濟。因此，被告作出《中止通知》，屬于可訴行政行為，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
3、職工見義勇為，為制止違法犯罪行為而受到傷害的應當視同工傷——重慶市涪陵志大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訴重慶市涪陵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確認案
案例來源：2018年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第18批指導性案例(指導案例94號)
法院認為：被告涪陵區人社局是縣級勞動行政主管部門，根據國務院《工傷保險條例》第五條第二款規定，具有受理工傷認定申請，并根據事實和法律作出是否工傷認定的行政管理職權。被告受理第三人羅仁均要求工傷認定的申請后，要求第三人補充提交見義勇為的證據符合法定程序。被告根據第三人提供的重慶市涪陵區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關于表彰羅仁均同志見義勇為行為的通報》，認定羅仁均在見義勇為中受傷，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羅仁均不顧個人安危與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既保護了個人財產及生命的安全，也維護了社會的治安管理秩序和法律的尊嚴，應當予以大力提倡和鼓勵。雖然羅仁均不是在工作地點、因工作原因受到傷害，但其受傷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的視同工傷的情形。并且《重慶市鼓勵公民見義勇為條例》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明確規定見義勇為受傷視同工傷性質，享受工傷待遇，最大限度的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的立法精神，應予適用。因此，被告認定羅仁均受傷視同因工受傷適用法律正確。原告提出第三人與歹徒搏斗是為了維護個人利益不應視同工傷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4、勞動者非工作時間前后在工作場所內，非因從事與工作有關的預備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傷害的不能認定為工傷——陳善菊不服上海市松江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社會保障行政確認案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3年第9期
法院認為：被上訴人松江區人保局依法具有作出被訴工傷認定行政行為的職權。松江區人保局向一審法院提交的江玉平、陳方坤的調查筆錄、(2010)滬一中刑初字第15號刑事判決書等證據能夠互相印證，足以證明被訴工傷認定行政行為所認定的事實。松江區人保局依照《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之規定，作出認定陳童林的死亡不屬于且不視同工傷的被訴工傷認定行政行為的主要證據充分、適用法律并無不當。對松江區人保局的辯稱意見法院予以采信。根據(2010)滬一中刑初字第15號刑事判決書查明的事實，“2009年6月，陳童林因瑣事與該廠員工張浩承發生矛盾。同年6月底的一天晚上，陳童林叫上員工夏倫俊、王連營到張浩承宿舍，當著夏、王兩人的面打了張浩承兩記耳光。張浩承為此懷恨在心，伺機報復。同年7月15日21時許，張浩承趁被害人陳童林在申勞公司玻璃制品廠浴室洗澡之際，用尖刀捅刺陳童林，造成陳童林因右心室及主動脈破裂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上述事實清楚地表明，陳童林的死亡非工作時間前后在工作場所內，從事與工作有關的預備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傷害。“與工作有關的預備性或者收尾性工作”是指雖然并非職工工作本身，但根據法律法規、單位規章制度或者約定俗成的做法，職工為完成工作所作的準備或后續事務。職工工作若無洗澡這一必要環節，亦無相關規定將洗澡作為其工作完成后的后續性事務，則洗澡不符合“收尾性工作”的情形。
陳童林亦非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暴力等意外傷害。“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暴力傷害”應理解為職工履行工作職責的行為引起了暴力傷害結果的發生，而非簡單理解為受到暴力傷害是發生在職工履行工作職責的過程中。陳童林作為申勞公司玻璃制品廠的廠長，其工作職責是管理，若張浩承確因不服從陳童林的管理而殺害陳童林，則應屬于工作上的原因。但根據查明的事實，陳童林系因瑣事與張浩承發生矛盾，并打了張浩承兩記耳光，張浩承對此懷恨在心，才伺機將陳童林殺害，上述(2010)滬一中刑初字第15號刑事判決書亦確認了陳童林遇害是因其與張浩承之間的個人恩怨。可見，陳童林遇害雖有暴力傷害的結果，但與履行工作職責之間并無因果關系。
職工在單位浴室被殺害并非用人單位所能預見，或者用人單位履行相應的安全注意義務即可避免，因此，若將此情形認定為工傷則無端提高了用人單位安全注意義務的標準。據此，陳童林在浴室洗澡被殺害不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應當認定為工傷或第十五條視同工傷中規定的情形。上訴人陳善菊就其訴稱的事實在本案被訴工傷認定程序及本案一、二審審理中未提供任何充分有效的證據予以證實，故陳善菊的請求，缺乏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一審法院判決維持被訴工傷認定行為并無不當，依法應予維持。
5、用人單位與不具備勞務派遣資格的單位約定由后者繳納綜合保險費的，不免除用人單位的繳費義務——上海珂帝紙品包裝有限責任公司不服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責令補繳外來從業人員綜合保險費案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3年第11期
法院認為：本案中被告市人保局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所適用的條文依據是《上海市外來從業人員綜合保險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的相關規定。《暫行辦法》是上海市政府為切實解決外來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根據外來從業人員的自身特點和需求制定的，對于維護其合法權益、規范單位的用工行為具有重要作用和積極意義。作為社會保險的外來從業人員綜合保險，由政府強制實施，凡本市行政區域內使用外來從業人員的單位及其使用的外來從業人員均須按規定參加。根據該辦法，使用外來從業人員的用人單位應當及時、足額地為每一位外來從業人員繳納綜合保險，這既是依法保障外來從業人員合法權益，當外來從業人員發生工傷、疾病等意外時能以統籌基金給予救助的重要途徑，也是用工單位合法規避用工風險，避免產生勞資糾紛的重要手段。被告依據《暫行辦法》第五條、第八條的規定認定原告未依法履行繳費義務，并對其作出補繳所欠綜合保險費用的行政處理決定。而原告則認為，其與黃氏公司簽訂的協議第五條規定：“工人綜合保險有(由)甲方公司(即黃氏公司)來繳”，應由黃氏公司承擔繳納綜合保險費的義務。故本案需要明確的問題是：綜合保險費的繳納主體應當如何認定，以及原告與黃氏公司的約定能否排除其繳費義務。
根據《暫行辦法》第三條的規定，“使用外來從業人員”的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統稱為用人單位，適用本辦法；第五條規定了繳納綜合保險費的主體，即“用人單位和無單位的外來從業人員”；第八條進一步規定：“用人單位和無單位的外來從業人員應當自辦理綜合保險登記手續當月起，按月向市外來人員就業管理機構繳納綜合保險費。”據此，使用外來從業人員的用人單位是繳納其工作期間綜合保險費的法定義務主體。在存在勞務派遣法律關系的情況下，勞務派遣單位作為法定用人單位，屬于該法規定的用人單位，應當承擔繳納綜合保險費的義務。由于本案中勞務派遣關系并不成立，而原告作為經工商注冊登記、具備合法用工主體資格的企業法人，在本案中實際使用外來從業人員，并與其建立事實勞動關系，故屬于《暫行辦法》規定的法定繳費主體，應當為這部分外來從業人員繳納綜合保險費用。至于原告與黃氏公司在協議中的約定，黃氏公司由于不具備合法的勞務派遣資質，并非可承擔繳納綜合保險費責任的適格主體，原告以協議方式將其法定繳費義務轉讓給不具有繳費資格的案外人，不符合《暫行辦法》的規定，故不能免除原告的繳費義務。
6、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未脫離治療搶救狀態，自發病48小時內死亡的，認定為工傷——上海溫和足部保健服務部訴上海市普陀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傷認定案
案例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7年第2期
法院認為：被上訴人受理兩原審第三人的工傷認定申請后，依法進行了調查，于法定期限內作出被訴工傷認定決定并送達雙方當事人，行政程序合法。被上訴人依據溫和服務部員工的調查筆錄及吳亞海的病歷材料、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書等證據，認定吳亞海于2013年12月23日工作時突發疾病，當日送同濟醫院救治，次日死亡的事實，證據充分、事實清楚。被上訴人依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上海市工傷保險實施辦法》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認定吳亞海因病死亡的情形屬于視同工傷，適用法律正確。被上訴人普陀人保局所作的工傷認定決定書在適用法律條文時，將上述規定均表述為“第十五條第（一）項”，未寫明第一款，顯然不符合規范，應予糾正。關于上訴人對吳亞海死亡醫學證明真實性存疑的意見，本院認為，死亡醫學證明系有資質的醫療機構出具，該證明形式完整、要件齊備，雖然在“死亡日期”的月份處有涂改，但該涂改不影響對吳亞海死亡時間的認定，也未與其他證據相矛盾，故該證明的真實性本院予以認可。上訴人關于運送吳亞海回鄉的救護車為非正規救護車的意見，本院認為，被上訴人認定吳亞海死亡的依據是死亡醫學證明書，該證明書載明吳亞海死亡醫院為急診救護車，即已經對該救護車予以了確認。而且，兩原審第三人是通過撥打120電話的正規途徑呼叫的救護車，即使該救護車不屬于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所有，也不能推斷上海化學工業區醫療中心的救護車為非正規救護車。上訴人提供的證據無法證明其該項主張，本院不予支持。關于上訴人認為吳亞海死亡系家屬主動放棄治療運送其回鄉而導致，不屬于《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的“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情形的意見，本院認為，從吳亞海發病后被送至同濟醫院治療直至在救護車上死亡，其始終未脫離醫療機構的治療搶救狀態，其家屬始終未有拒絕接受救治的意思表示，故上訴人的上述主張不能成立。原審法院判決駁回上訴人的訴訟請求并無不當。上訴人的上訴請求和理由缺乏事實證據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7、工傷認定申請期限的性質及超期申請的法律后果——侯章順訴重慶市涪陵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傷認定案
案例來源：《行政執法與行政審判》2013年第5輯
法院認為，《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七條規定，職工發生事故傷害，所在單位應當自事故傷害發生之日起30日內，向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特殊情況下可申請延期。這既是對用人單位的約束，也是對勞動行政主管部門的約束。該規定限定勞動行政主管部門受理用人單位在一定期限內提出的符合其他受理條件的工傷認定申請。該《條例》沒有另行對勞動行政主管部門是否應當受理用人單位超過該期限提出的申請作出規定，根據“法無規定即禁止”的一般行政法原則，對于用人單位的超期申請，勞動行政主管部門依法不應受理。本案中，江夏勞務公司提出的工傷認定申請明顯超過法定期限，勞動行政主管部門受理該申請并無合法理由予以支撐，且受傷職工明確反對勞動行政主管部門受理超過申請期限的工傷認定申請，故涪陵人社局受理江夏勞務公司的工傷認定申請并作出工傷認定決定于法無據，應當予以撤銷。綜上，一審判決認定案件事實清楚，撤銷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江夏勞務公司的上訴理由不成立，其上訴請求不予以支持。
8、派遣職工的工傷認定申請屬于要派單位所在地社保部門的受理范圍——中安保實業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不服寧波市鄞州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傷認定案
案例來源：《行政執法與行政審判》2014年第1輯
法院認為，《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七條規定，職工發生傷害事故，可以向用人單位所在地統籌地區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的適用對象是用人單位生產經營地與用人單位所在地均在同一工傷保險基金統籌地的情形。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跨地區、生產流動性較大的行業，可以采取相對集中的方式異地參加統籌地區的工傷保險。具體辦法由國務院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會同有關行業的主管部門制定。”《勞社部通知》第三條規定，用人單位在注冊地和生產經營地均未參加工傷保險的，農民工受到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后，在生產經營地進行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并按生產經營地的規定依法由用人單位支付工傷保險待遇，是根據該款授權作出的特別規定，應當優先予以適用。上訴人中安保公司認為該公司的生產經營地在上海市徐匯區，被上訴人黃道國受到事故傷害是否屬于工傷應由上海市徐匯區統籌地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進行認定，忽視了《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本院不予采納。被上訴人鄞州人社局作為上訴人中安保公司派遣職工生產經營所在地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有權作出被訴工傷認定決定。
9、掛靠人通過特定關系人聘用的人員因工傷亡由被掛靠單位承擔工傷保險責任——重慶全浩汽車運輸有限公司訴重慶市長壽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傷行政確認案
案例來源：《行政執法與行政審判》總第67輯
法院認為，依據《工傷保險條例》第五條第二款的規定，被上訴人長壽區人社局具有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工傷保險工作及作出相應工傷認定的法定職權。
本案爭議的焦點是：張才良受到的事故傷害是否應由上訴人全浩公司承擔工傷保險責任。在案證據證實，張才良系受羅太余聘請駕駛渝Ａ×××××號貨車運輸糧食的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受傷。根據補充查明的事實，羅太余是具有用工主體資格的個體工商戶，經營范圍為農副產品銷售、飲食、糧食收購。故羅太余聘請張才良駕駛其提供的車輛運糧，系安排張才良從事其經營范圍內的工作，此時張才良屬于個體工商戶羅太余的雇工。因此，張才良受傷時是在為羅太余工作，并非為上訴人全浩公司從事對外營運業務，且沒有證據證明事發前掛靠人羅永文明知或默許羅太余聘請張才良駕駛渝Ａ×××××號貨車，故一審法院認定羅太余聘請張才良駕車運貨，形成的聘用關系應視為羅永文與張才良形成聘用關系，并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第一款（五）項的規定，認定全浩公司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單位不當。
綜上，被上訴人作出長壽人社傷險認決字[2015]906號《認定工傷決定書》，以全浩公司為用人單位，認定張才良受到的事故傷害為工傷屬于認定事實不清。一審法院判決駁回上訴人的訴訟請求不當，應予糾正。
10、遺失工傷職工醫療發票原件，能否依法尋求救濟并申請工傷保險待遇支付——晉城市華凱實業有限公司陽陵化工廠訴陵川縣社會勞動保險事業所、晉城市工傷保險管理服務中心工傷保險待遇支付案
案例來源：《行政執法與行政審判》總第67輯
法院認為：綜上，被上訴人雖然相關原始憑證遺失，但是可以依照《會計基礎工作規范》第五十五條第（五）項的規定采取補救措施，有權依照工傷保險和勞動社會保障法律法規的規定，向上訴人提出工傷保險待遇的申請，鑒于其未提交符合上述規定的證明文件，尚未提交正式申請，其訴訟請求不能支持。上訴人答復被上訴人因為遺失原始票據，拒絕為其辦理工傷保險待遇核算，剝奪了被上訴人依照規定采取補救措施并取得工傷保險待遇的權利，侵犯了被上訴人的合法權利，屬違法行為。原判決判定上訴人直接向被上訴人進行支付，剝奪了上訴人的行政職權，缺乏法律依據，應當予以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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