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的7月19日下午，羅義在四川省綿陽市安州區一個建筑工地上中暑暈倒。
這是他來這個工地打工的第三天。他的工作環境，是一個幾米深、約100米寬的基坑，頭頂太陽直射。這個住宅區項目正在打地基，他負責支模，搭建建筑框架。入院時，羅義體溫超40攝氏度，被診斷為“熱射病”——中暑最嚴重的一種，馬上被推進重癥監護室。中暑暈倒時，他頭部著地，產生挫傷，這和高溫一起導致他顱內壓升高，醫生為他的頭骨開了小孔減壓。6天后，羅義還是搶救無效去世。
這位農民工當時51歲，是一個農村家庭的頂梁柱。雖然羅義沒有勞動合同，但暈倒前一天，項目剛剛給他買上工傷保險，這使他順理成章擁有工傷理賠的權利，只需按流程去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進行工傷認定。
可這條路走得艱難。直到今年5月15日，家屬才拿到75.6萬元的工傷死亡賠償款。
近6年間，至少兩位檢察官、7位律師為此奔波。今年4月2日，該案在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四川省高院”）開庭，四川省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四川省檢察院”）檢察長出庭支持抗訴，四川省高院院長任審判長。
四川省檢察院工作人員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兩長同庭”的設置不常見，目的是宣告案件重要性，強化社會對這一事實的認識：職業性中暑屬于職業病，可以認定為工傷。該案也被納入最高檢印發的典型案例。
不予認定工傷
2018年夏天是那時“有史以來最熱的夏天”。當年7月14日至8月15日，中央氣象臺首次連續發布33天高溫預警。四川升博律師事務所距離羅義工作的工地不過100米，律師程蟒在那里工作，他知道事發那幾天有多熱。
但是，他對高溫致傷致死的情況還很陌生。他從1998年開始執業，這是第一次聽說熱射病——一種發病快、死亡率較高的疾病。
他接下這個案子時沒多想。從傳統工傷認定思路來看，羅義在工地暈倒后死亡，倒地時還挫傷了頭部，這很符合“三工”因素認定工傷的條件——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
通俗地說，工傷分為事故工傷和職業病工傷。在工傷保障體系中，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情形。前者多為外傷，由一次事故造成，后者與長期職業環境有關。程蟒想走的就是第一條路。
從這個思路來看，“應該是很平常的一個案件。”程蟒回憶。考慮到家屬手里不寬裕，他甚至沒收代理費，告訴羅曦，“如果官司打贏了再給錢，如果官司沒打贏的話就算了”。
其實，勞動者工作時中暑，走“職業病”的路來認定工傷，是一個在制度設計中早就被確定的、清晰的路徑。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患職業病的應當認定為工傷。現行的《職業病分類和目錄》發布于2013年，其中，在物理性因素導致的職業病中，第一項就是中暑。甚至我國2002年、1987年公布的職業病名單中，中暑已然在列。
但包括程蟒在內，許多人對此并不熟悉。據長江網消息，截至2019年9月4日，武漢市當年高溫中暑報告病例572例，只有一名木工向武漢市職業病防治院申請了職業病診斷。
更重要的是，相比職業病工傷，事故工傷的認定環節更少。頭部挫傷也是羅義的死因之一，如果能認定事故工傷，對程蟒和當事人來說更好。但后來的司法鑒定和工友證言，使得這一思路無法被嚴密論證。司法鑒定報告上寫道：熱射病、日射病成立；倒地過程中頭部著地并顱內損傷的可能性較大�！翱赡堋币辉~意味著討論空間。工友的證言提到：“下午7點左右，羅義正在往工地外走時，突然發生中暑，倒在地上。”其中也沒有提到“頭部著地”。
2018年10月29日，羅義家屬向綿陽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綿陽市人社局”）申請工傷認定，11月9日，綿陽市人社局通知要求補交職業病診斷證明書。
這意味著，程蟒只能回到職業病這條路上來。團隊的當務之急是取得一份關鍵證據：具有職業病診斷資質的醫療機構出具的職業病診斷證明書。
和醫院的普通診斷不同，職業病診斷要在專門機構進行。我國有132種法定職業病，截至2018年年底，全國有職業病診斷機構478家。每家診斷機構擁有的診斷資質不同。職業病診斷醫生只能對自己考取資格證的職業病類別進行診斷，除了要確認病情、死因，還要建立職業史與疾病之間的因果關系。
綿陽市人社局給了15天補正（法律用語，指補充修正——記者注）期限。程蟒和同事開始尋找診斷機構。
當時，他們發現，綿陽市有幾家職業病診斷機構，卻沒有職業性中暑的診斷資質。四川省只有兩家有職業性中暑診斷資質的機構，都在成都。程蟒說，團隊里幾個律師打了很多通電話，醫院表示，要病人本人來才可以受理。律師掛號來到成都的醫院后，醫生說可以憑當時醫院開具的病例和尸檢報告來診斷，但需要用人單位配合出具職業史證明。
職業史證明信只有一頁紙，要寫有“工種、工作時長、接觸職業危害因素”，蓋上用人單位公章。就羅義的情況，要在危害因素這一欄寫上：高溫。
這是最難的一步。起初向人社局申請工傷認定，該建筑公司還在申請表上蓋了章，但后來不愿再配合。事故發生后，該公司曾和家屬簽署補償協議，補償家屬30多萬元（除醫藥費外）。公司提出，要把錢退回，他們才配合。其實工傷保險賠償款由工傷保險基金承擔，單位不需出錢。但根據現行法規，用人單位可能會因為未提供足夠勞動保護措施而受到行政處罰。
而且，公司與家屬簽署的只是“補償協議”。一位法律人士解釋，補償與賠償不同，補償只是“出于同情”，不代表家屬放棄了任何工傷賠償的權利，雙方協議中也明確提到，不會以任何理由將這筆錢索回。
補正期限已到，職業病診斷證明沒能開出。很快，綿陽市人社局作出不予認定工傷的決定。
父親去世后，羅曦吃不下、睡不著，一周瘦了10斤。壓力大，她哭也哭不出來。那幾年，她除了上班就是在跑維權的事。她不想放棄：“這個事情最后要有個結果�！�
檢察官介入
案子來到綿陽市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綿陽市檢察院”）檢察官吳洋面前時，又過了兩年，是2021年2月了。
吳洋看到的是一份幾百頁的案卷。里面有法院一審、二審、再審被裁定駁回的材料——一個案子要充分嘗試了法院的救濟渠道，才能最終走到檢察官面前。從業以來，程蟒代理過上千起案子，走到申請檢察院監督這一步的只有個位數。
這份幾百頁的案卷，顯示著家屬與律師的又一段努力：
由于不服綿陽市人社局認定結果，2019年5月，家屬向綿陽市安州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法院判決，綿陽市人社局認定結果錯誤，限期重新認定。
當時的法院意見與程蟒最初的思路一致：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高溫環境中連續工作）受到事故（中暑后突然暈倒，致頭部著地）傷害。
綿陽市人社局不服一審結果，又向綿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綿陽中院”）提起二審訴訟，二審意見指出一審的漏洞：羅義摔倒時頭部著地一事，沒有充分證據；他雖患有熱射病，但沒有職業病診斷證明，不能證明這是“職業病”。
二審法院判決綿陽市人社局勝訴。家屬向四川省高院提起再審請求，很快被駁回。
檢察官吳洋干了20多年檢察監督了，看到案卷，他覺得，由于缺乏證據，人社局的認定結果、法院二審判決都沒錯�？陀^上說，他反而覺得一審判決有點“同情弱者”了，證據弱。而人社局也有保護國家資金安全的義務，“這是天然的職責”，他們按照現有證據作出決定，吳洋認為沒問題。
這位檢察官說，這種案子如果簡單處理，可以結案了，作出“不支持監督”的結論。
“這樣做我們也沒有錯的，法院也沒有錯，人社局也沒有錯。但我們始終在想一個問題——老百姓怎么感受到公平？”吳洋說。
“給他一個診斷的機會，這個對他是最公平的�！眳茄筮�是繞回職業病診斷這個關鍵證據上。
律師整理了一份四川省內具有職業性中暑診斷資質的醫療機構名單，吳洋照著名單，在地圖上搜出醫院咨詢電話，以家屬名義，說明羅義的情況，一層層轉機到對應的科室咨詢電話。他打了十幾個電話，有德陽的、廣元的，包括成都的省級醫院，電話中答復都是不受理，原因大多是“沒在這里就醫”。
由于在電話中被輪番拒絕，在當地新冠疫情嚴重的2021年9月，吳洋開了檢察院的介紹信，和律師一起到了成都的四川大學華西第四醫院（以下簡稱“華西四院”）。他和當時坐診的醫生談了很久，醫生沒有拒絕受理，但還是提出需用人單位出具職業史證明。
回到綿陽，吳洋以檢察官身份去過兩次用人單位，甚至拉上安州區檢察院的領導一同前往。公司老總來接待他們，但仍“找各種理由”不出具材料。
根據2018年12月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用人單位不配合出具職業史證明，職業病診斷醫療機構可以請當地衛生行政部門介入。吳洋記得，華西四院給綿陽市安州區衛生健康局發了函，他自己也去該局問過，遭到了拒絕。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看到一份該衛生健康局給華西四院的蓋章書面回函，時間落款為2022年3月22日�；睾硎荆捍耸掳l生于2018年7月，應適用2017年第三次修正的職業病防治法。當時，承擔該職責的是“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而非2018年12月第四次修正的職業病防治法中規定的“衛生行政部門”。
這條路還是走不通，無奈之下，吳洋和華西四院提出一個“變通的方法”，由檢察院來出一份證明給醫院。
吳洋說，羅義的職業史，在法院一審二審中，屬于“已經查明的事實”，他把案卷中能夠證明他工作內容、接觸高溫的內容摘出，寫了一份證明。“我們檢察院負責任的，我們檢察院蓋章的�！边@是綿陽市檢察院第一次向醫療機構出具這樣的材料。
華西四院最終接受了這份破例得來的證明。2022年4月28日，3位醫生共同為羅義出具了《職業病診斷證明書》，診斷羅義為“職業性中暑（熱射�。薄４藭r，距離羅義死亡已近4年。
據此新證據，綿陽市檢察院向綿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再審檢察建議，建議啟動再審。但證據未被綿陽中院采納。后來，吳洋聽說，法院內部存在爭議，有人認為這份證據出現太晚，需要推敲。
對檢察官來說，這又是一個可以放棄的時刻，大多數案子走到這一步就停了。但吳洋想不通，他覺得證據效力足。經集體討論，2023年2月13日，綿陽市檢察院提請四川省檢察院向四川省高院抗訴。
后來吳洋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回憶：“我們要感謝省檢察院，我們的路也只有提請省檢察院抗訴，如果省檢察院不支持，我們也就沒有任何辦法了�！�
激活睡眠條款
2023年2月，四川省檢察院接手該案，啟動了新一輪調查。案件承辦人魏薇到綿陽七八次，走訪綿陽市人社局、用人單位、律師、檢察官、家屬，所有的細節從頭去問。2023年11月14日，根據調查結果，四川省檢察院最終向四川省高院提出抗訴。
案件也得到四川省高院重視。魏薇說，進入抗訴階段后，兩院就細節問題分歧不斷，最終他們達成的一致是：“死者家屬最初不能提交職業病診斷證明是客觀原因造成的，不應該讓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
2024年3月29日，兩院少見地聯合向綿陽市人社局制發司法（檢察）建議書，建議綿陽市人社局重新啟動工傷認定程序。魏薇解釋，以前往往是一家來出，叫司法建議或檢察建議。此前，四川省檢察院也提出過向人社部門制發檢察建議，綿陽市人社局表示，綿陽中院二審判決仍在生效，不能僅依據檢察建議重新啟動認定。
4月2日，四川省高院的法庭上，綿陽市人社局當庭表示將根據新證據重新啟動工傷認定程序，當事人表示，愿意撤回向四川省高院的再審請求。法官準許，終結再審程序。5月15日，家屬收到了76.5萬元工傷賠償款。
這場庭審旁聽者中，來自四川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衛生健康委、華西四院、四川大學法學院的代表受邀旁聽。魏薇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四川省檢察院將和四川省高院制發社會治理建議，建議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衛生健康部門完善工作，不讓該案暴露出的問題重復出現。
回顧案情，檢察官吳洋和律師程蟒總覺得，制度設計存在問題：這條路是被堵住的，當事人沒有獲得診斷的機會，是“死循環”。
而華西四院一位參與羅義職業病診斷的醫生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他認為，職業病診斷流程是比較完善的，“大家能夠按照國家的規定來自覺負起自己的責任，整個應該是沒有什么阻礙的”。
我國現行的職業病診斷管理制度，主要由一部法律和一份文件寫就：2018年修訂的職業病防治法與2021年發布的《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第6號令）（以下簡稱“6號令”）。兩者多數條款相似。
其中，對診斷流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確有豐富的制度設計。
職業病防治法與6號令都明確：勞動者依法要求進行職業病診斷的，“職業病診斷機構不得拒絕勞動者進行職業病診斷的要求”。
吳洋和程蟒都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2018-2021年間，他們以家屬名義，撥打省內十幾家具有職業性中暑診斷資質的醫療機構咨詢電話，包括成都的省屬醫院，都曾因“患者本人要來”“沒在這里就醫”被拒絕過。
前述華西四院參與羅義診斷的醫生告訴記者，醫院其實沒有這樣的要求，只要病歷、診斷等資料完整，不是必須患者本人前來。濟南醫院職業病科副主任醫師王焱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濟南醫院也沒有這種要求，這類針對熱射病的回顧性診斷一直可以做。
律師管鐵流專業代理職業病案件多年，他說，他還從未遇到過診斷機構以“沒在這里就醫”拒絕的情況。但是近兩年，他在工作中確實至少了解到10個案例，勞動者都遇到診斷機構的拒絕，“想不到的一些理由”。2022年一次噪聲聾患者的咨詢中，患者強調深圳市一家診斷機構要求必須有單位出函才受理，而要用人單位先出函醫院才能受理，其實是2002年的制度了。
2022年，山東崇辯律師事務所律師朱曉凱也代理過一起熱射病認定工傷案。他的經驗是，診斷機構受理還是較為通暢的，案子還是卡在下一步：用人單位向診斷機構出具職業史證明信。
前述6號令提到：職業病診斷機構進行職業病診斷時，應當書面通知勞動者所在的用人單位提供職業病診斷資料，用人單位應當在接到通知后的十日內如實提供。
實際工作中，王焱向記者介紹，醫院接診后都會給用人單位去函，以EMS形式郵寄，要求在規定期限內提供資料。但朱曉凱說，他的感覺是，其實這種函“就像銀行發的催還賬單一樣”，效力不大。
如果醫院的公函起不到作用，6號令第二十四條規定：職業病診斷機構可以依法提請衛生健康主管部門督促用人單位提供。
朱曉凱辦理的案子經歷過這一環節。雖然后來各種原因促成下，該案成功拿到了職業史證明信，但他的感知是：“大部分這種監督只是起到一個調解作用。無非就是去給喊一喊，企業不配合他也沒辦法�！毕啾戎�，他覺得勞動關系確認環節中，勞動監察的執法力度要強得多，有罰款有公示。
如果衛生健康部門介入后，依然獲取不了職業史證明，6號令第二十八條規定：職業病診斷機構應當結合勞動者的臨床表現、輔助檢查結果和勞動者的職業史、職業病危害接觸史，并參考勞動者自述或工友旁證資料、衛生健康等有關部門提供的日常監督檢查信息等，作出職業病診斷結論。
職業病防治法中也有相似條款。2011年，修正案草案中首次出現這一條款，當時，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黃樂平發表意見稱：“可參考勞動者自述”是修正案草案的一大亮點，如果能夠實施到位的話，對于化解職業病診斷難的問題是往前邁出了一大步。
但2022年，黃樂平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曾提到，實踐中，“職業病鑒定機構很少依據勞動者的自述進行職業病診斷”。管鐵流對此的感受相似，“我們的診斷鑒定機構包括衛生部門，都不敢”。
程蟒能理解醫生的處境，在他看來，在沒有用人單位證明下作出診斷，醫院會“把自己置于風險之中”，有被用人單位起訴的風險。
探路
“大家都不懂。都沒有見過，都是在探路�！敝鞎詣P說，熱射病認定工傷，這是一條“少有人走過的路”。
受全球氣候變暖影響，2023年，我國全年平均氣溫比2018年又上升了0.41攝氏度。
職業性中暑分為熱痙攣、熱衰竭、熱射病三型，嚴重程度依次升高。王焱告訴記者，近幾年來到濟南醫院做職業病診斷的中暑病人中，屬熱射病型的最多。王焱說，熱射病治療過程花費高，經常要住院一個月，還要用到昂貴醫療器械，花20萬元是常有的。認定工傷后，勞動者至少能報銷這筆巨額醫藥費。
有律師此前對媒體提到，熱射病認定工傷過程之難，主要來自兩部分。一是確認勞動關系難，大學生暑假工、層層分包的工人，很難確定勞動關系。二是職業病診斷難。因為熱射病屬于疾病，不能認定事故工傷，而要走職業病診斷流程。
在羅義案中，第一個環節的難被跳過。他雖沒有勞動合同，但項目為他購買了工傷保險，這使他不需要大費周折去證明勞動關系。這和一項政策有關，2014年后，多地明確“先參保，后開工”原則，有工傷保險參保證明，才能核發施工許可證。
羅義案難點主要在下一環節，職業病診斷。
程蟒也有疑問：既然職業病診斷過程如此繁瑣，跳過職業病診斷直接按照事故工傷認定，是否行得通？熱射病發病急，在主觀上給人感覺像“事故”。
我國現行《職業病分類和目錄》中有132種職業病，多為慢性病，急性中暑和急性中毒較為特殊，發病急、發病快。此前也有對急性中毒的討論稱，急性中毒是否可跳過職業病診斷環節，簡化步驟。律師管鐵流介紹，現實中，大部分急性中毒還需要職業病診斷，但諸如氨氣急性泄漏事故，患者可能不需要職業病診斷，可直接去認定工傷，“作為安全生產事故”。
但實踐告訴他，簡化流程并不就是萬全之策。
事故工傷多為外傷，治療往往是一次性的。而職業病是疾病，多有后遺癥，就醫需求在后續緩慢出現。管鐵流介紹：“直接讓他去做（事故）工傷認定的人，他本身是一片好意，因為這個（職業病）診斷費時費力�！钡�，繞過職業病診斷直接認定工傷后，后遺癥的后續治療費用報銷會出現麻煩。
律師朱曉凱看到的是另一重矛盾。他說，工傷案，尤其是職業病工傷案走下來，程序很多，如果每個環節都充分博弈，起碼要七八個訴訟。這些流程的設計有合理之處，例如勞動仲裁前置，本是為了保護勞動者。但現實中，用人單位會用盡所有法定程序去拖時間，家屬等著用錢治病，往往就無奈和用人單位“和解”了。他代理的那起熱射病認定工傷案，在勞動關系確認環節已經花了很久，走到用人單位出具職業史證明信這步時，用人單位還在拖，當事人都快過了工傷認定的申請時效。
有時，漫長的維權路也考驗著人性。朱曉凱觀察，奔波維權的主要是患者子女。朱曉凱說，有時候，越是懂法的子女，越容易畏難，放棄維權，選擇吃點虧，和用人單位“私了”。
4月2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檢察機關依法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典型案例》，羅義一案入選。
回顧近6年的維權路，羅曦說，她感到“很慶幸”，“要是遇到一個稍微不負責任的律師或是檢察官，這個事情根本就走不到頭”。她正從父親去世的陰影中走出。她和父親關系一向很好。電話里，父親總是說開心事，但羅曦還是觀察出父親打工辛苦。他曾在青海打工兩年，被曬得很黑。
他們的最后對話是在事發兩天前。電話里，羅義說他從外地回來了，在綿陽找了活兒，工地就在羅曦租的房子不遠處。羅曦很高興，讓父親來她這住，父親說“好”。
維權成功后，羅曦制作了6面錦旗，吳洋一面，綿陽市檢察院集體一面，律所兩面，四川省檢察院兩面。最終一面也沒有成功送出去。四川省檢察院檢察長回復，這只是他們的本職工作。
（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文中羅義、羅曦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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