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同工傷。這一規定可能引發人道爭議：為了索賠，家屬需要在48小時內放棄搶救親人；為了不賠，企業用呼吸機惡意拖延已腦死亡員工性命。
近日，有媒體報道了一起案例，將《工傷保險條例》中“48小時”工傷認定條款再次推向輿論爭議的風口浪尖：農民工龔廷開在呼吸機的支持下“多”活了8個小時，但因為這一條款的限制，在其死亡之后，家屬少拿了近四十萬賠償。
這樣的案例幾乎年年都會有，家屬的選擇也各異。有像龔家為了最后一絲希望，堅持不放棄搶救，用呼吸機維持生命而最后蒙受經濟賠償損失的；也有為了獲得最大賠償，忍痛放棄治療，在48小時之內撤下呼吸機的。從傳統道德的視角去看，為了經濟利益，切割親人間的情感牽系，是不人道的；而為了維系人倫常理，就要面臨經濟上的損失，這樣的制度安排也是有違公序良俗的。因此，爭議的焦點最后都集中到了對《工傷保險條例》“48小時”工傷認定條款的合理性上來。
但是，回顧這一規定的制定初衷，其實卻是有意向勞工方進行利益傾斜而設立的。首先得認識到，工傷的定義是指“指勞動者在從事職業活動或者與職業活動有關的活動時所遭受的不良因素的傷害和職業病傷害”。在工作場所突發疾病，往往很難界定是否與職業活動有關，也有可能是患者本身就有的疾病而與工作無關，因此，在法律規定中是引用了“視同工傷”的概念，將責任歸于用工者，本身就是偏向勞動者的安排。
原勞動部在1996年頒行的《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中規定：職工由于工作緊張突發疾病造成死亡或經第一次搶救治療后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的，應當認定為工傷。2003年取而代之的《工傷保險條例》，刪除了“由于工作緊張”的條件限制，但將搶救時間具體為48小時內。從修改前后的內容可以看出，刪除“由于工作緊張”的條件限制，也是為了便利勞動者主張權利。考慮到企業等用工者的責任不能無限延伸，加上出于可操作性的考慮，就又加上了“48小時內”的條件限制。只是，如此具體的規定可能是經驗性的，缺乏足夠的科學依據，才埋下了爭議與糾結的隱患。
即便如此，從患者本身的生命利益去考慮，這樣的安排客觀上原本也是有利于患者本身的。至少，在48小時內，企業等用工者乃至醫院從自身的經濟理性出發（企業為避免工傷死亡賠償，醫院為了多爭取醫療收入），是站在極力搶救患者的一方，患者的生命與健康利益由此得以保障。患者家屬如從人倫道德的角度考慮問題，也是與用工方、醫院站在一起，不放棄搶救親人的任何一絲希望，而不是一開始就在經濟賠償問題上患得患失，貽誤挽救親人生命的時機。
因此，在現有的制度設計與安排中，患者家屬與用工者、醫院等方面會因為經濟考量產生對生命立場的分歧，其值得同情之處必須有個基本前提，即：患者已經腦死亡，再搶救也無生還希望，強上呼吸機等生命支持系統維持，不僅是醫療浪費，更純屬出于利益目的的技術較量。這時候，患者的生命就成了利益天平上的砝碼，異化成了利益工具，自然有悖于人情常理。
然而，造成這種局面，并非《工傷保險條例》的錯，而又可以還原為技術性問題。比如，有無必要再進行搶救，這需要專業判斷。但由誰做出這種判斷？凡有經濟利益牽扯的任何一方都應避嫌。可搶救生命永遠是第一位的，首先得尊重醫生的意見，至于是否過度醫療，一旦產生糾紛，則需要事后有獨立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機構作出裁斷，厘清責任。
而更重要的一個技術性問題也是制度性的問題在于，對死亡的判斷，是以“腦死亡”還是依然以呼吸、心跳停止的傳統標準為依據？傳統上，呼吸與心跳停止是死亡的標準，但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們對死亡的認識也在深入。1968年，美國哈佛醫學院公布了著名的“哈佛標準”，確定不僅呼吸和心跳不可逆性停止是死亡；包括腦干在內的所有腦功能不可逆性停止也是死亡。目前，全世界有80多個國家和地區承認腦死亡標準，美國、英國、日本在內的13個國家還把它寫進了法律。目前，我國雖然沒有進行類似的立法，但我國對腦死亡的認定標準與技術規范也在積極探索與推進中。倘使腦死亡進入正式立法，那么不僅《工傷保險條例》中面臨的“48小時”困局可解，其他類似的過度醫療與糾紛也可以打開死結，患者的“尊嚴死”問題也可以步入法律快車道。
所以，“48小時”工傷認定困境，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呼吸機等生命維持系統的技術進步為既有的法律和道德造成了困境，要解決問題，如果仍圍繞著法律與道德打轉，就很難完全走出來。最后解決問題，仍需由技術入手，打開認識的深廣度，這或者是新技術時代超越人文又豐富人文內涵的新解題思路。（來源：央視網評，www.kxbgw.cn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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