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下班回家的出租車上聽到一則新聞，北京阜外醫院麻醉科副主任醫師昌克勤在手術臺旁暈倒后醫治無效死亡，卻因死亡時間離發病已超過48小時而無法被認定為工傷，失去了獲得工傷賠償的資格。昌醫生的遭遇讓筆者同情中充滿詫異，如果連救死扶傷的職業醫師都實現不了自己的勞動權益保障，工傷認定的法律規定難道沒有走進“病入膏肓”的困境？
揣著冒著熱氣的憤怒，回家上網一查，現實更令人震驚。原來工傷認定標準引發的荒唐現象，早已不是“新聞”。根據我國現行的《工傷保險條例》規定，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同工傷。這一條款在現實生活中往往與人性相悖：對于仍然存有一線生機的傷者，家屬可能為了索賠而在48小時內放棄治療；對于已經明顯沒有生存希望的傷者，用人單位可能為了避免賠償而想方設法惡意拖延治療。
在“良法善治”已是全民共識的當下，像這樣頻頻引發“單位拼命救死人，家屬拼命埋活人”等荒唐現象的法律法規，毫無疑問難以被稱為良法，更無法為實現善治提供基礎和保障。只有回歸捍衛職工權益、倡導尊重生命的立法本意，法律才不會和人性“撞車”，司法權威才不會與社會倫理“死磕”。
一方面，從最簡單的字面解釋，工傷認定與死亡時間顯然難以扯上半點關系，只要職工的死亡結果與工作環境、工作強度、工作壓力等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不論搶救的時間有多久，都應該被認定為工傷，獲得應有的賠償。在醫學高度發達的今天，雖然還無法讓所有人起死回生，但讓重傷者甚至腦死亡者在48小時內維持一定的生命體征并非難事，如果將48小時作為工傷認定的量化標準，就等同于把工傷認定的權力交給了醫院，并預示了一幅死者家屬與用人單位的“拉鋸圖”。
另一方面，之所以出現“48小時”的規定，實際上是立法者擔心如果完全放開工傷認定的標準，將無限制擴張工傷賠償的范圍，從而增加用人單位以及工傷保險方面的壓力。但實際上，這屬于“找到了路卻沒找對人家”，解決這一矛盾的關鍵不在于人為的將“48小時”作為工傷認定的量化標尺，而應在死亡與工作因果關系的強弱程度上設置合理標準，從而使工傷認定在員工的權益保障與用人單位的賠償壓力之間達到平衡。當然，到底有多強的因果關系才能被認定為工傷，恐怕還需在實踐中摸索，但這絕對不是出現“奪命48小時條款”的正當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工傷認定具有很強的實踐性，不同類別、不同情況工傷的認定標準都需要不斷調整和細化。因此，不僅立法者在修改《工傷保險條例》等法律法規時要將因果關系作為工傷認定的標準，最高法院也要通過頒布司法解釋、發布典型案例等方式，使工傷認定的標準在司法實踐中不斷豐富、立體、人性化，讓每一個勞動者真正感受到良法善治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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