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十多次站上法庭，多次成被告，換了6位律師，收到9份判決書，討回6萬余元工傷補償，她從只知自己名字到熟知法律，她想以自己的經歷告訴出門打工的農民工友：遇上事了，一定要打官司，千萬不能強來。
周照仙終于要回家了。離開昆明這座她呆了10年的城市。這10年，其中6年她跑得最多的是法院。如果用一部電影來概括她這6年的經歷，《秋菊打官司》最合適不過。“俺就不信沒有一個說理的地方去？”“俺就是想討個說法！”電影里的“秋菊”，中國西北一個很普通的農村婦女，為了替丈夫討回公道，四處告狀，執拗地與村長打起了官司。這種執拗，同樣在周照仙身上，為了討要兩根被軋斷手指的工傷補償，她在漫長的訴訟中一走就是6年多：十多次站在法庭上，多次成了被告，收到了9份判決書，換了6位律師……律師也曾勸她放棄，但對公平的渴望，讓她最終堅持了下來。
2013年3月20日，拿著終審判決，她非常興奮，不僅是因為就快拿到她應得的工傷補償。這6年，她從只會寫自己的名字，到現在懂得很多法律程序，她已不是那個受了委屈，坐在廠子門口想要堵門或是傷人的農婦，“我會跟一起打工的工友說，遇上事了，一定要打官司，千萬不能強來。”
1、手指被鋸
在工廠鋸木條時手指被鋸斷，這次受傷改變了周照仙的生活曲線。“當時我29歲，我的手就殘廢了，我想來想去，我這個樣子怎么辦啊？我還是要有一份工作啊。”她一次次徘徊在廠門口，痛苦、傷心、流淚，就是沒有勇氣走進去討個說法。
周照仙是尋甸人，家住塘子鎮云集村。18歲時，她結婚嫁人，“土地太少了，農村收入也少，有一個兒子，我們還要養活老人，生活難了。”為了增加收入，2002年，兩口子決定到昆明打工，把兩歲的兒子丟給了父母。于是，和很多農村青年一樣，她從偏僻的山村來到了昆明。
進城了，生活沒有想象中那么輕松，甚至是沉重的。丈夫拉起了人力三輪車，周照仙則輾轉找到了一家福建老板開的廠子打工。在這家鑫源潔具廠，因為文化不高，她選擇了最苦最累的活——干油漆工。4年后，老板陳瑞官給她換了工種，負責在廠里鋸木條。
2006年12月8日，在鋸一根木條時，鋒利的鋸條從她左手食指和中指關節處劃過，齊齊被鋸刀鋸掉，血流如注。“我當時被嚇著了，不知道疼。兩個指頭只有一點肉連著，我就緊緊地捂著。”工友和老板很快把她送到了醫院。手指是接了，老板陳瑞官為她付了醫療費。但因為這次事故，她的左手幾乎失去了作用，兩個手指永遠不能彎曲了，多半時間，她只能用右手做事。如今，每年的這個日子，她總是會告訴自己，“我成了殘疾人”。
工友和老板散去，她在接完手指、輸完液后，并沒有聽從醫生的建議住院，而是深夜一個人抱著傷殘的手離開了醫院。2007年春節過后，到該回廠上班時，周照仙卻沒有接到老板的電話。“我的兩個手指已經廢了，還是想保住這份工作啊，我就主動打電話給他。”
老板同意了，周照仙歡歡喜喜回到了廠里。可是，這次她分到的工作是壓板，“亞克力板經過高溫以后成型，需要我把板材放在烤爐里烤，我的手要拉板材和扣夾子，那么就必須使用手指。”這顯然超出了她所能做的，她與老板商量，希望能換一下工種，可是被斷然拒絕了。這時她才明白老板的用意：“他的意思是逼我走。”
在這個工廠干了4年，她和她所有的工友一樣：沒有簽過勞動合同。如今自己的手指再也起不了作用，怎么辦？周照仙只能黯然離開。
2、討個說法
老板甩下一句“你要告我就告去。”告？怎么告？自己連打官司是回什么事都不知道。絕望，讓她獨自坐在廠門口掉淚。她甚至發狠地想，“他媳婦大我幾歲，如果她也沒有兩個手指怎么樣，如果我把她的手指砍掉又怎么樣？實在不行，我只能叫老鄉去堵他的門。”周照仙想到了之前有人用過的方法。
“我的手是在他廠里受傷的，我還是要去找他討個說法。”想了又想，這個只有小學六年級文化的農村女子決定一搏：“我想先跟他好好商量。”
離廠十多天后，她鼓足勇氣去找了老板和老板娘。“我的手指頭就是這樣，沒有關節，不可能恢復得了，你們不要我上班，也該賠償我啊。”周照仙哭著說。
“你要告我就去告，是我的我就賠。我已經給你了7000多的醫療費，你還要來問我要錢，沒有這種說法。”老板態度強硬，臉色鐵青。
“從來沒有想到去告他，打官司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周照仙心頭涌上一絲絕望，對她一個農婦而言，告狀等于伸手摸天啊。
說法沒討到，工作也沒了，怎么生活？周照仙一想到家里70歲的老父、自己的小兒子，都等著她的生活費，忍不住哭了起來。
“既然要告就去告！”猶豫了很久，定了。這是2007年的春天。
她找到了幫她看手的醫生，這位好心的醫生建議她去做傷殘鑒定。隨后，她去做的司法鑒定認定：兩個手指為七級傷殘。
鑒定做完了，怎么告狀呢？找律師！在當時周照仙看病的醫院旁，她發現一個門面上掛了一個牌子，上面寫有律師事務所的字樣。拿著自己的傷殘鑒定，她咨詢了一位律師，對方告訴她，如果還想打工，要老板3萬元，少點也能接受。
她再次找到了老板陳瑞官，“我希望他能給自己一些工傷補償，2萬元也行，但他還是拒絕了。這時，我才決定，既然這樣，像律師說的，不要去做違法的事，我要拿起法律武器，和老板斗！”她找了一位姓晏的律師，“交了2000元錢和300元的工傷鑒定，約定打完官司再付其他錢。”
3、兩成被告
當她決定拿起法律武器為自己討個說法時，怎么也沒有想到，從一審到二審到發回重審再到終審，一折騰就是6年多。她回憶，第一次站在法庭上，“我心里緊張得不得了，不知道說什么，好像我就是被告一樣。”
2007年5月31日，周照仙申請勞動仲裁后，第一次站上法庭。而從打官司起，她的老板陳瑞官也成了一個隱形人，再也沒有露面。
官渡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給出的結論是，周照仙與鑫源潔具廠存在事實勞動關系。“律師說既然我和這個廠存在勞動關系，那么我就有權要回我的補償。”她以為憑著這一紙文書把老板告到法院后，她就能拿到屬于自己的賠償，但她錯了。
2007年6月底，周照仙成了被告。原告陳瑞官訴稱，其在2006年就對潔具廠進行了勞務外包，與周照仙約定實行計件報酬，雙方僅是松散的勞務關系，并無事實勞動關系。陳瑞官在起訴周照仙時，將其名字寫成了“周照先”，“我去領傳票時發現自己的名字錯了，工作人員說，不要緊，這是筆誤，在庭上可以辯解。”可是，官渡區人民法院金馬法庭認為，與到庭的“周照仙”名字不一致，原告起訴對象有誤，訴求被駁回。
一字之差，官司打到了中院。2007年9月，陳瑞官將此案訴至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周照仙再次站在被告席上，11月份，法院認定官渡區人民法院一審中，原告訴被告周照仙與仲裁時的申訴人系同一人，僅是在名字上出現了錯誤，一審卻作出了駁回起訴的錯誤裁定，昆明市中院依法撤銷了一審法院的裁定，指令官渡區人民法院重審此案。
為了一個名字，官司打了兩次，將近半年。
4、放棄？繼續？
案子一次又一次回到了原點。等待重新做工傷認定，等待仲裁，等待強制執行，等待聽證……年復一年的等待中，熬走了5位律師。放棄，還是不放棄，她也很煎熬。
這次時間很快，2007年11月13日，官渡區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了裁定，認定雙方存在勞務關系。官司打到這步，周照仙覺得是時候向老板索回自己應得的報酬和補償了。“我特別高興，雖然那么周折，但是我贏了官司。”
準備去找原告要錢了，可是法官告訴她，要重新做工傷認定。“法官說主體不合，我這個是屬于工傷案件，用司法鑒定去要求對方賠付是不合適的。”
2008年8月28日，周照仙得到了七級傷殘認定書，案子又回到了原點。
當年9月初，周照仙向官渡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要求被申請人支付傷殘補助金、工資等費用共計68000余元。該區仲裁委于當年10月24日做出裁定，確認了雙方的勞動關系，并裁決被申請人陳瑞官支付周照仙傷殘補助金等共計68190.5元。
她松了一口氣，可以向老板要回她應得的了。她甚至和丈夫合計著，拿到了錢，不再天天跑法院，好好地過日子，“讓娃娃好好讀書，不要吃了沒有文化的虧。”自己開個店，希望日子過得好一點。
可是，周照仙又想錯了。拿了判決后，對方一直不去領判決，過了幾個月，她的律師申請強制執行。然而，強制執行還沒有開始，2008年12月5日，周照仙又成了被告，陳瑞官不服仲裁，認為賠償數額計算錯誤，將其告至官渡區人民法院。
“委屈得要命，打官司太難了，自己很有理，老板一直不給錢。”盡管這樣，周照仙反而堅定了決心：把官司打到底！當時，因為自己的堅持，她和丈夫打工所掙的錢早已全部花完了。兩口子，一個去打官司，一個拉人力車掙錢。支持她的，還有曾經和她一起工作的農民工姐妹們。“我們這些女工都沒有文化，有好幾個員工出庭為我作證。她們都在支持我、鼓勵我。”
2009年3月3日，官渡區人民法院審理認定，原告陳瑞官要向被告支付64487.50元。周照仙一審總算打贏了。
2009年5月30日，法院恢復強制執行。“我一次次往官渡區執行局跑，他們說正在調查中，叫我先找可執行的財產。”她開始找老板的財產。在廠里朋友的幫助下，她找到了早已搬了地點的工廠。
“陳瑞官人消失了，我向法院提出可以執行廠里的財產。”親眼看著查封了的財產，周照仙耐心等待法院的通知。
然而，案子再一次回到了原點。原來，在法院調查期間，陳瑞官將鑫源潔具廠轉賣給了林某，林某提出異議，認為雖然工商登記上法定代表人為陳瑞官，但現在自己已接手了該廠，周照仙提出的對其合法財產進行執行不符合法律規定。
2009年11月，周照仙接到了法院的通知，她的案子執行要聽證。等待聽證的日子真是難啊，她一等就是一年。這期間，“我去問法官，法官說舉行聽證要等領導在。”可是，這位領導卻一直沒有回來。周照仙這時才感到了真正的絕望：“老百姓打官司怎么那么難啊！”
在這等待中，她所請過的4位律師先后放棄了，“律師說，這個官司太難了，該做的已經做完了，實在堅持不下去了。”
放棄，還是不放棄？周照仙在痛苦中決定放棄了。
這時，她從鄰居處得知一位姓俞的律師能幫打贏此類官司，這又點燃了她的希望，她找到了這名俞律師。“他說我這個官司很好打，叫我付他15000元錢。沒有打贏全部還我。”這可是一大筆錢，兩口子思來想去，還是東挪西湊地把家底湊了進去。
2010年11月，聽證。2010年12月，周照仙拿到了官渡區人民法院的裁定，依法駁回了林某的異議申請。同時周照仙收到了另一份法院的裁定書，由潔具廠支付其64487.50元，如她發現被執行人有其他財產可執行，可以隨時請求人民法院繼續執行。
到了這個時候，周照仙“徹底放心了，法律總算給了我一個公平”。法院再次去查封了廠里的資產。
可錢還沒拿到，2011年1月25日，周照仙又被告了。原告林某以財產糾紛將她告上了官渡區人民法院，要求法院依法確認潔具廠屬于其合法財產并解除該院做出的民事裁定查封措施。2月21日，法院受理了此案。
俞律師退卻了，勸周照仙放棄。當初承諾打不贏官司就還錢，而他最后只還了周照仙10000元錢。
放棄，周照仙兩口子決定放棄！因為打這場官司，周照仙和丈夫吵了無數次，一個家庭幾乎分崩離析。每每看到自己的殘肢，她就忍不住放聲大哭。“我不打這個官司了，但是我想把一個農村人打官司的故事說給大家聽。”2011年3月1日，她找到了昆明一家媒體的記者。聽了她的講述后，這位記者鼓勵她堅持下去，并報道了她打官司維權的故事。一位名叫劉愛國的公益律師看到報道后，表示愿意免費為周照仙打這場官司。
5、終審勝訴
回憶6年多打官司的經歷，周照仙遇到了很多好心人，飽嘗人間冷暖。令她欣慰的是：“久病成醫，以前我只會寫自己的名字，現在認得好多字了，所有的法律程序我都懂了。”讓她感受更深的是：“如果有更多的好老板、好律師、好法官，我們農民工一定不會去做極端的事。”
“兩年多時間，我一直在跟她跑這趟‘馬拉松’，不容易啊！”云南鑫金橋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劉愛國感嘆。從接案開始，寫訴狀、跑法院、開庭，劉愛國和本所的另一位律師張正權一分錢不收，跑了兩年多： 2011年3月28日，因為沒有追加第三人陳瑞官參加訴訟，本次開庭暫行終止。第二次開庭，時間一晃到了2012年2月27日。法院判決認定周照仙為申請執行人，鑫源潔具廠為被執行人，原告林老板的主張不能成立，駁回了林老板的訴訟請求。
當年4月1日，周照仙拿到了判決書，這已經是她拿到的第八份判決書了。劉愛國知道，這不是終點，因為還有二審，“對方就是要拖著，讓你拿不錢！”果然，林某再次上訴到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
“她不識字，但她一直堅信法律會給她一個公平的結果。她被折騰了這幾年，再難，我們也要為她討個結果。”劉愛國作為一名公益律師，這些年來，援助過許多農民工，幾乎都能如愿拿到錢，但是他沒有想到這個案子中，老板不執行生效判決，這算是非常之例。“更讓人心情沉重的是，里面諸多裁判上的紕漏，本來一年或兩年就能打完的官司，為什么長達6年？”
2013年3月20日，時隔一年，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下來了，周照仙終審勝訴。就在這兩天，她拿到了判決書，次日便到官渡區執行局，執行局領導給她的答復是一定會盡力。
“特別特別累！”周照仙說。現在，她就想拿到工傷補償，回到家中，一家人好好過日子。那厚厚一疊法律文書，9份判決書，她將好好地放在自己床頭，“留著，像過去的幾年一樣，時常拿出來看看。”(來源春城晚報，f22.com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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