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王某之夫李某系重慶某勞務公司員工，被派遣至重慶某股份有限公司工廠工作。2018年2月10日7時4分，李某駕駛摩托車在上班路上發生交通事故受傷后死亡。重慶市公安局江北區分局交通巡邏警察支隊作出渝（江北）公交證字〔2018〕第000XX號《道路交通事故證明》，對此交通事故不作事故責任認定。王某向重慶市江北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江北人社局）申請對李某工傷認定，江北人社局作出《不予認定工傷決定書》，認為王某未提交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或者人民法院作出的關于本次交通事故責任劃分的有關法律文書或證明材料，根據重慶市八益交通事故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鑒定意見書載明“可以明確事發前，摩托車側翻倒地時沒有與其他任何物體接觸”的內容，認定李某發生交通事故系本人主要責任導致。故李某于2018年2月10日受到的傷害，不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六）項之規定，不屬于工傷認定的情形，決定不予認定為工傷。王某不服，提起本案訴訟。一審法院判決駁回王某的訴訟請求，二審法院維持原判。
【分歧】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在上下班途中發生事故，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未判定事故責任的情況下，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能否自行對交通事故責任進行認定并進而作出相應工傷認定決定？一種意見認為，職工在上下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是否承擔事故的主要責任，應當以有權機構出具的事故責任認定書、結論性意見、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結論性文書為依據。因交通事故的成因通常較為復雜，且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故社會保險行政部門不應徑行作出責任劃分。尤其本案中，在有權機構未作出責任劃分的情況下，社會保險行政部門不宜自行認定交通事故的發生系當事人主要責任，進而作出不予認定工傷決定。
因此，被訴不予認定工傷決定系事實不清，主要證據不足，應予撤銷。另一種意見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條明確了工傷認定過程中，認定職工在上下班途中是否受到非本人主要責任交通事故傷害，原則上應當以有權機構出具事故責任認定書、結論性意見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書為依據，如有權機構無法出具事故責任認定書或者出具的法律文書無法認定事故責任的，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可以依據調查核實的相關證據作出結論。本案中，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證明》表明無法查明事故成因、無法認定事故責任。在此情況下，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根據調查核實情況并結合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鑒定意見書》中“可以明確事發前，摩托車側翻倒地時沒有與其他任何物體接觸”分析意見，認為現有證據能夠認定李某發生交通事故系本人主要責任導致，進而作出不予認定工傷的決定，并無不當。
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1.《道路交通事故證明》并非認定工傷的必要依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條第一款的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工傷認定行政案件，在認定是否存在《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六）項“本人主要責任”時，應當以有權機構出具的事故責任認定書、結論性意見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書為依據，但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事故責任認定書和結論性意見的除外。由此可見，《道路交通事故證明》系人民法院審理工傷行政案件的重要證據，但并非工傷認定的必要前提。
2.查明案件事實是社會保險行政部門的法定職責。《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條第二款規定，有權機構出具的事故責任認定書、結論性意見等法律文書不存在或者內容不明確，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就前款事實作出認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其提供的相關證據依法進行審查。因此，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證明》未能明確劃分事故責任的情況下，社會保險部門不能僅以缺乏有權機構對事故責任的劃分依據為由作出不予認定工傷決定，而需充分搜集證據，綜合分析可能導致事故發生的因素，根據有關法律規定正確分配舉證責任，從而判斷傷者是否對交通事故的發生承擔主要責任。
本案中，江北區人社局在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未對事故責任作出劃分的情況下，根據調查核實的情況并結合重慶市八益交通事故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鑒定意見書》，認定李某發生交通事故系本人主要責任導致，進而作出不予認定工傷決定，其搜集的證據足以支撐不予認定工傷的結論，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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