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回放
徐大永是江蘇省濱海縣興達農電有限公司坎南營業部職工，負責總表安裝、抄表和線路維護。2013年7月16日至18日，天氣非常炎熱，坎南營業部此時恰安排徐大永白天外出催繳電費、安裝計量表和線路維護，并且16、17兩日晚還值夜班。18日白天，徐大永和同事一起安裝總表，下午徐大永開始感覺身體不適，于晚19時左右下班回家。7月19日凌晨零時許，徐大永病情加重，被送至醫院急診搶救，CT檢查為腦干出血。零時30分，徐大永轉入重癥監護病房搶救，后于19日中午在轉院途中死亡。7月20日醫院診斷為：腦干出血導致死亡。
濱海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接到徐大永親屬工傷認定申請后，經調查認為，徐大永是在回家后突發疾病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的，不是發生在工作時間內和工作崗位上，不屬于建立在此前提下的突發疾病死亡和經搶救無效48小時內死亡的情形，故不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所規定的情形。2013年9月30日，該局作出濱人社工認字［2013］第1號《不予認定工傷決定書》。
徐大永的親屬不服此決定，訴至法院。2014年3月，江蘇省濱海縣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撤銷被告濱海縣人社局《不予工傷認定決定書》。該判決已生效。
不同觀點
本案的爭議焦點為：徐大永突發疾病后，未立即送醫搶救，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是否應視同工傷。
第一種意見認為，構成《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視同工傷情形，應同時滿足以下條件：在工作時間內；在工作崗位上；職工突然發病；發病的情況非常緊急，在工作崗位上死亡，或者從工作崗位上直接送往醫院搶救并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本案徐大永雖在工作時間內、工作崗位上發病，但發病后未從工作崗位上直接送往醫院搶救，并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不屬于視同工傷情形。
第二種意見認為，參照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條規定，對職工在工作時間內、工作崗位上，突發疾病在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情形，并不要求職工在發病后立即送醫搶救，只要職工在醫療機構初次診斷后，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仍然視同工傷。本案徐大永在半夜病情加重送醫搶救無效死亡，死亡時間在醫院初次診斷后48小時之內，符合視同工傷情形。
第三種意見認為，《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規定并未明確要求職工發病后必須立刻送醫搶救，而且基于普通人對醫學的認知水準和該種情形疾病的相對緩和性，職工本人或其所在單位無法對疾病的嚴重程度作出準確判斷，并不能保證職工被立刻送醫診治。同時，如果以徐大永發病后未立即就醫診治，而將其死亡結果排除在視同工傷情形之外，顯然其承擔的義務與其所應得到的視同工傷權利嚴重不相稱，不符合法院側重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原則。故該種情形應當屬于事后判斷，只要職工在上班期間、工作崗位發病，并在初始發病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應視同工傷。
法官回應
經搶救無效病亡視同工傷之情形應屬于事后判斷
《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規定，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視同工傷：（一）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在不改變原意的情況下，該條規定可以直接拆分為如下句式來幫助理解：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視同工傷：（一）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的；（二）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對于第二種情形，該規定沒有表述成“經搶救48小時之內無效死亡的”，筆者認為顯然是在強調以下兩層意思：第一，強調48小時的搶救時間是從突發疾病開始起算，而不是在搶救開始之后，故以醫療機構初次診斷，作為計算48小時的開始時間沒有法律依據；第二，強調是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而不是搶救開始后48小時內死亡，故要求職工發病后立刻送醫搶救，并在48小時內死亡方視為工傷，同樣沒有法律依據。筆者具體從以下三個方面分析：
1．對于職工發病后是否須立即送醫搶救問題。
有觀點認為，認定視同工傷必須滿足“發病的情況非常緊急，在工作崗位上死亡，或者從工作崗位上直接送往醫院搶救并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條件，該觀點存在三個瑕疵：第一，兩種情形“發病的情況非常緊急”的程度是不一樣的，故條例對于第二種情形給出了48小時的搶救時間；第二，該觀點主觀拔高了正常人對醫學知識的認知水準，現實生活中很多疾病雖然非常嚴重，如本案徐大永之情形，初始癥狀并不明顯，但在發病之后的短時間內——可能是幾分鐘，也可能是幾小時，病情突然加重，并迅速出現搶救無效死亡結果，這是正常人無法預判的；第三，條例要求“在48小時內搶救無效死亡”，而該觀點從“發病的情況非常緊急”推導出職工發病后必須立刻送醫搶救這一條件，顯然縮小了該條規定的適用范圍。
因此，基于普通人對醫學的認知水準，和第二種情形下突發疾病的相對緩和性，條例未要求職工本人或其單位對職工疾病的嚴重程度及時作出正確的判斷，并立即就醫診治，是有著深刻的社會現實基礎的。同時，從權利義務相對均衡角度來看，在司法實踐中職工發病后未及時就醫，在下班后病情突然加重在初始發病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案例并不在少數，如將職工未能立即就醫診治排除在工傷認定之外，因其未能及時就醫診治所承擔的責任與所應獲得的工傷保險權利顯然不成比例。故上述第二種情形應屬于事后判斷，職工在上班期間、工作崗位發病，是否立刻送醫搶救不宜作為認定視為工傷的必要條件。
2．對“48小時內搶救無效死亡”的時間起算點問題。
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于2004年11月1日作出的勞社部函［2004］256號《關于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條規定，“48小時的起算時間，以醫療機構的初次診斷時間作為突發疾病的起算時間”。由于該條規定對突發疾病開始時間的確定缺乏嚴謹性，導致司法實踐中各方對突發疾病到初次診斷之間間隔的把握，常常成為爭議的焦點。2011年1月1日新《工傷保險條例》生效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為貫徹執行新條例，于2013年4月25日作出人社部發［2013］34號《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關于執行〈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在該意見中，原勞社部函［2004］256號《關于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條的規定被刪除。
從實施意見的前后變化來看，筆者認為“48小時”的時間起算點從初始發病即開始計算，符合條例第十五條的規定和突發疾病緊迫性的特征。而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條規定實際延長了48小時的搶救時間。但這一延長沒有解決職工發病后搶救時間的問題，相反制造了更多諸如首次就診醫療機構的資質、級別，間接就診認定等一系列新爭議。人社局對職工在發病后死亡已遠遠超過48小時的搶救時間，法院仍然認為應當視同工傷也難以接受。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目前我國經濟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地區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險制度還不盡完善，導致工傷保險承擔了過多其他社會保險應當承擔的責任，視同工傷在特定情形下成為職工家屬獲得國家經濟幫助的救命稻草。但法官審理案件必須遵循法律，“48小時”搶救時間從初始發病起算，更符合法律本意。
3．對于“突發疾病”第一發病時間的確定問題。
對于突發疾病死亡情形，認定不存在困難。對于突發疾病在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情形，如果不以醫療機構的初次診斷作為起算依據，職工家屬要證明職工是在上班時間內、工作崗位上突發疾病，將會變得極其困難。對此，《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九條規定，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受理工傷認定申請后，根據審核需要可以對事故傷害進行調查核實，用人單位、職工、工會組織、醫療機構以及有關部門應當予以協助。職工或者其近親屬認為是工傷，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由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
根據該規定，“突發疾病”第一發病時間的確定，可以從以下兩種情形分別予以認定：一是職工突發疾病未立即送醫搶救，下班后病情加重在初始發病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職工家屬提出工傷申請，職工所在單位對此不存在異議，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審核后沒有疑議的，可以不經調查核實程序直接認定職工死亡視同工傷。二是如果職工所在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由用人單位舉證證明職工不是在上班時間內或工作崗位上發病。
通過庭審查明，徐大永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上身體已經出現異常，雖未被立即送醫搶救，但其死亡從初始發病時起算，尚未超過48個小時，故應視同工傷。
結語
很多工傷的認定，其實是在于一個完美的故事。有的人下班走親戚，在遭遇交通事故以后，恰恰親戚家又在老家的必經之路，他只需要說是回家就可以認工傷了。本案的關鍵在發病時間點。他都病入膏肓了，有些表現是自然的。訴訟是有技術的，一個好的律師，一個好的故事，就可以力挽狂瀾。
本案能否認定工亡，還在于對《工傷保險條例》十五條第一項的解釋。法律解釋的尺度不同，結論不同。有的擴大解釋，有的限制解釋。在勞動爭議中，解釋的尺度特別混亂。比如約定社保補貼后以未繳社保為由解除勞動合同，至少有三種解釋。不同的解釋結論是不一樣的，同案不同判太普遍了。解釋的后果，不是對單位有利，就是對勞動者有利。有一條是最簡單的，就是保護勞動者，文中說從保護勞動者的角度出發，是政治正確。有了政治正確，還要法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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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公網安備1301020200318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