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31日，隨著北京市房山區史家營鄉最后一批煤礦被關停，四川人周兆德失業了。而更讓他心焦的是，就在煤礦關停前夕，他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被確診為塵肺病二期。
據了解，在煤礦關停的前后，紛紛有工人到北京朝陽醫院(國家指定的職業病診斷醫院)做了檢查，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20多人被確診為塵肺病，甚至還有幾人已達到了病變三期的嚴重程度。
“很多人拿到最后一筆工資之后就回家了，目前還只是我們這些留下來的人到醫院檢查了。聽說我們得了這個病，還有很多工友也想回來做檢查。”此前一直在北京市房山區史家營鄉煤礦打工的工人說。
“6月24日還有一批檢查結果出來，按照現在的狀況，肯定還會有人被確診(塵肺病)。”這位煤礦工人說。
法律能保護我們嗎
周兆德16歲就來到北京打工，今年已經37歲的他輾轉于史家營鄉的大小煤礦21年。
周兆德有兩個孩子，一個13歲，另外一個7歲。上有老下有小，周兆德的打工收入是家里唯一的經濟來源，他最擔心的就是，自己得了這種病，以后找工作還有沒有單位愿意要他。
“我們就是想要那種‘干一個月活拿一個月錢’的工作，掙了錢好寄回家，養活老人和供孩子上學。我們這些人中，幾乎沒什么人懂法。”今年42歲的神元慧說。
神元慧算是這些工人當中思想比較“先進”、比較善于表達的。也正是他，比較早地意識到了要到醫院去做檢查。今年6月上旬，他被北京朝陽醫院確診為塵肺病一期。
“平時也感覺不到什么，干活的時候覺得胸悶，容易疲勞，我以為是井下空氣不好。如果要是沒有國家關停煤礦的政策，我也和大伙兒一樣，不會想到去醫院做檢查。”神元慧說。他曾親眼看見礦上有人得了塵肺病后連走路都困難，所以想到在這里工作了這么久，在離開之前還是要到醫院去看一下，以求心安。結果在意料之外，卻是情理之中。
據神元慧介紹，第一次去醫院做檢查的工友，也有幾個沒得病的，但是占少數。他們被確診之后，有更多的工人去做了檢查。“到目前為止，已經有3個人到了塵肺病最嚴重的三期[h1]”。
也是他，被確診之后想到要拿起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但是具體要用到哪些法律，走什么樣的程序，他也說不清楚。目前，神元慧和工友們希望找到能免費為他們提供法律服務的專業人士。
在找到專業人士為他們提供幫助之前，他還和工友們一起找過礦上的老板，但是煤礦被關了之后，有些老板已經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了，礦老板也不愿意賠償。
一部分工人在北京朝陽醫院確診為塵肺病后，向北京朝陽醫院申請職業病診斷，但醫院要求工人提供用人單位的介紹信。聽說單位已經找不到人了，醫院要求至少要有北京市房山區衛生監督所或者房山區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提供的介紹信。但工人們仍然無法提供。
后來，他們又找過史家營鄉政府、房山區政府、房山區衛生管理部門、房山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甚至北京市政府信訪辦。
“剛開始說給解決，后來一直沒有明確的答復。”神元慧說。
6月21日，北京最高溫度達到攝氏35度，天氣異常悶熱。而此時，等待結果的工人們大多住在一張床位每天15元的簡易賓館里。
四川人孫洪平住得稍好一點———一張床位每天40元，因為記者的到來，他特意多交了20元，讓賓館的工作人員給打開了空調。
“沒有收入了，每天都要花錢，我們挺不了太久。不論是行政部門還是法律，我們就希望能盡快給個說法。”神元慧說。
至于希望能得到多少賠償，工人們也都說不清楚。他們曾聽說過，有人得到過賠償，不過是因為礦上給上了工傷保險，得到的大部分賠償走的程序都是工傷保險基金。
來自河北的李和生，今年55歲，有一兒一女，都已結婚。兒子兒媳就在北京打工，在東四環附近開了一家飯館。先后經歷失業和得病的李和生，就去過兒子的飯館一次。“在我們農村，我有這個工作，兒媳婦的態度會好一些，但是我拿不著這份錢，而且還得了病，兒媳婦就是另外一個態度了”。
李和生說，他在一家叫“大村”的煤礦工作了15年，多少有些積蓄，但是聽說這個病(塵肺病)根本治不好，所以也不打算治了。“我們已經這樣了，希望礦上或者政府能給一些賠償，讓我們在死之前的日子多少有個保障”。
沒有人真關心我們
神元慧說，他們到煤礦上打工多年，其間只經歷過一次體檢。而這唯一的一次體檢也只是為了辦健康證。
“只是抽血，查查有沒有乙肝什么的，不是全身體檢。”神元慧說。
神元慧的說法，在多名工人處得到了證實。
“我們在被查出塵肺病之后，去找老板討說法，老板還說我們是敲詐，讓我們愛找誰就去找誰。”一位煤礦工人說。
據神元慧介紹，以前有工友得病，由于在礦上工作的年頭多，跟老板的關系還算不錯，老板能給安排一個不用下井的輕活，已經算是最仁慈的做法了。
據悉，根據國家有關法律規定，企業應該為工人上工傷保險，但是據工人們介紹，在他們工作的煤礦上，能夠讓老板給上工傷保險的人，只有很少一部分，普通的工人很難享受到工傷待遇。
“為了應付國家的檢查，有的礦主給部分工人辦理了工傷保險。而且很多煤礦實際的用工人數遠遠超過向國家申報的人數。我們大多數人，除了工資，沒有享受到其他的保障待遇。”一位工人說。
記者當日見到的十幾位工人，只有一人能拿出勞動合同，但這唯一的一份勞動合同還沒有企業方的任何簽字和蓋章。更多的人表示，沒有簽過勞動合同，或者簽完之后就被企業主拿走了。而這無疑都為他們以后尋求賠償的道路增加了更多的困難。
據了解，2002年5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第二十二條明確規定：產生職業病危害的用人單位，應當在醒目位置設置公告欄，公布有關職業病防治的規章制度、操作規程、職業病危害事故應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場所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結果。
可是這些在京西大小煤礦工作了一二十年的工人都說，從來沒有聽老板提起過這事，更沒有任何人在煤礦附近的地方給他們提醒過。
李和生說，他不僅沒想到自己會得病，而且覺得在井下干活，冬天不冷、夏天不熱，掙錢還比較多，是個不錯的工作。
職業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實施由專人負責的職業病危害因素日常監測，并確保監測系統處于正常運行狀態。
但據神元慧告訴《法治周末》記者：“礦上有安全員，區衛生部門也有監測員，但是就是沒有人真正關心過我們是否健康。”
職業病防治，“防”本該是根本。盡管職業病防治法、刑法等相關法律規定了用人單位不履行職業病防護義務的罰則，但在現實操作中，僅因防護不利而獲得處罰的煤礦卻非常少見。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業內人士對《法治周末》記者表示：“對于嚴重違法的用人單位，現行法律的懲戒模式過于單一，導致操作中重視行政處罰，而忽視對于職業病職工的賠償。職業病防治法應借鑒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行政處罰辦法的思路，規定用人單位應對違法行為造成的嚴重后果，加大賠償投入。”
走職業病鑒定程序真難
這位業內人士認為，對于史家營鄉的煤礦工人來說，他們接下來的維權道路，一個最大的障礙在于走職業病鑒定程序非常困難。
“職業病防治，‘治’是轉機。但是困擾職業病患者的因素，不僅在于治不好，還在于患了病卻無法證明自己患了職業病。”這位業內人士說。
職業病防治法和《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勞動者申請職業病診斷時應當提供：(一)職業史、既往史；(二)職業健康監護檔案復印件；(三)職業健康檢查結果；(四)工作場所歷年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評價資料；(五)診斷機構要求提供的其他必須的有關材料。
這位業內人士指出：“即使立法的意圖并非完全要求由勞動者承擔舉證責任，但現實的職業病診斷中，舉證責任普遍為‘誰主張，誰舉證’的分配原則。這為勞動者進行職業病診斷維權設置了一個幾乎無法逾越的障礙。”
當前勞動力市場狀況仍然是供大于求，為了保住來之不易的飯碗，勞動者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一些權利，如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要求繳納社會保險、進行職業健康防護等。“在申請職業病診斷與鑒定時，勞動者根本無法提供診斷與鑒定機構要求提供的這些材料，要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該人士說。
也就是說，即使醫院診斷其已經得了塵肺病，也不等于被鑒定為得了職業病。這也是此前發生“開胸驗肺”事件的原因。
記者采訪的幾位工人也曾找到煤礦的負責人，希望能提供這些材料，但事實是，他們的要求均遭到了拒絕。
這樣的制度設計，使很多勞動者在申請職業病診斷時就被卡住，無法啟動職業病診斷程序，后續的工傷認定階段形同虛設，徒增時間成本。
而正是這樣的制度設計，讓我們看到了張海超“開胸驗肺”、自證職業病的困局。
這位業內人士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重構職業病診斷、工傷認定流程。
“工傷處理程序繁瑣一直是社會大眾詬病的對象，從勞動關系的確認開始，經歷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到最終的待遇落實，可能會經歷長達3年多的時間。對于職業病職工來說，增加了職業病診斷、職業病初次鑒定、職業病再次鑒定等程序，比起一般的工傷處理程序，又將增加一段漫長的時間。由于職業病具有持續的醫療依賴，有些病情嚴重的職業病患者，往往還沒走完程序，就因缺乏必要的醫療保障和生活保障而撒手人寰。因此，職業病處理的程序繁瑣，將是擺在職業病救治維權路上的致命‘攔路虎’。”這位業內人士說。
他認為，針對職業病處理機制的種種弊端，職業病處理機制重構勢在必行。
由于生產作業場所勞動保護力度不夠，勞動合同制度推行進度有限，一直以來，職業病診斷機構都承擔著自身不能負荷的職能。
根據職業病診斷機制的設置，在對職業史考察、職業場所環境衛生評價置于診斷環節，使得醫療衛生機構無形中與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好、經濟發展形勢捆綁在一起，極易陷入有違醫學倫理甚至違法的臨床診斷。只有排除加諸于診斷機構的諸多額外負擔，才能減少勞動者不必要的成本負擔和社會隱患。
從職業病診斷到工傷處理，應還原職業病診斷機構的醫療救治義務、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的職業衛生監管義務、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的勞動保障義務。
具體而言，職業病防治法第四章“職業病診斷與職業病病人保障”中的“職業病診斷”，要求具有職業病診斷資質的醫療機構診斷，作為“職業病診斷”的臨床診斷結果，職業病醫院作出醫療診斷結論，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負責職工職業病接觸史的確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作為職業病與工傷認定的部門。
該業內人士還建議，職業病防治法第三十三條應增加第四款：“用人單位未依法為勞動者建立職業健康監護檔案，或者雖已建立卻拒不向勞動者提交職業健康檔案的；勞動者申請職業病診斷時，用人單位仍然未能提交的，視為用人單位放棄舉證責任，不影響職業病的診斷結論。用人單位應當承擔支付職業病待遇的全部責任。”
據了解，北京史家營鄉煤礦工人的經歷并不是個案，全國煤礦從業者人數何止千萬，職業病的現狀遠比我們關注到的狀況要嚴重。
有專家斷言：今后20年，中國職業病將持續高發，如不對現有的職業病防治制度進行全面修改，從制度“病根”上解決問題，職業病極可能成為一代中國人甚至幾代中國人的社會“高利貸”，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巨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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