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在推動生產力飛躍發展，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工傷事故頻發的惡果。工傷事故不僅嚴重威脅勞動者的人身權，損害勞動生產能力，同時，增加了企業的風險，給社會造成了新的壓力制造勞資矛盾甚至是社會矛盾。如何實現對受害職工的有效救濟，又能兼顧生產企業正常經營活動，發展社會生產，是各國立法界和司法界都關注的重大課題。作為一個經濟處在快速發展時期的發展中的大國，我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但由于安全意識和管理水平等多方面的因素制約，我國的工傷事故頻頻發生，對于勞動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了極大地傷害，同時也對于企業的發展造成了不良影響，同時賠償問題如不能妥善解決，又引發了新的社會矛盾。發生工傷事故后的救濟方式也多種多樣，目前主要的是工傷保險和侵權損害賠償兩種法律救濟機制。這兩種救濟機制之間有關聯也有區別，在對于工傷侵權受害人的救濟上各有長短，但就兩種機制如何適用的，我國沒有明確統一的規定，充分協調發揮好不同救濟制度的作用，對于勞動者權益保護和企業健康發展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工傷保險救濟
工傷，也稱工傷事故，狹義上是指在勞動關系中勞動者因工發生的人身損害。依據《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和《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我國采取的是列舉式立法，由法律直接列舉工傷的范圍，不屬于法定列舉范圍的傷害排除在工傷之外。
在工作過程中，勞動者因為用人單位或者第三人的原因常會遭受人身傷害，現代法律制度為勞動者遭受工傷提供多種救濟機制，其中最為常見的是勞動法上的工傷保險賠償與民法上的侵權損害賠償，如何適用這兩種工傷救濟方式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工傷保險，又稱職業傷害保險或者職業傷害賠償保險，是指職工因工作而致傷、病、殘、死亡，其本人或者親屬依法獲得醫療救治、生活保障、經濟賠償、醫療和職業康復等幫助的一種社會保險制度。我國《工傷保險條例》第一條明確規定了職工工傷保險的立法意義，即：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的職工獲得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促進工傷預防和職業康復，分散用人單位的工傷風險。工傷保險是社會保險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基于對工傷職工的賠償責任而設立的一種社會保險；它是用人單位承擔全部責任的的一種社會保險，職工不負繳納保險費的義務；其賠償責任實行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被保險人的范圍包括全體職工，而不論其用工形式和勞動合同期限的長短；其目的不僅在于對受害者的事后救濟，還在于對職業傷害的預防和分散用人單位的工傷風險。
在工傷事故中，工傷保險賠償和侵權損害賠償分屬于社會化救濟方式和個人化救濟方式。社會化救濟方式屬于社會法按照保險機理推行的旨在為社會弱者提供更多特殊保護的救濟方式，屬于分散風險型救濟方式；這種救濟方式通常按照非訟形式解決糾紛，實行無過錯責任，即便采用訴訟形式，原告也無需證明被告主觀上的過失，且只賠償財產上的損害，無精神損害賠償。而個人化救濟方式是民事侵權法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的無差別的救濟方式，屬于填補損害的救濟方式，依賴于對抗制的民事訴訟模式，依賴于居于平等地位的當事人推進訴訟進程，訴訟周期較長。填補損害和分散風險成為當今侵權法的兩項基本目標，單純從侵權責任法制度內部入手，無法滿足分散風險的現實社會需要，在侵權責任制度外創設社會化救濟方式來分散社會風險，是必然的趨勢。
二、工傷保險賠償與侵權賠償
在工傷事故的救濟途徑上，易發生工傷保險賠償與侵權賠償的競合問題。了解這兩種救濟方式的關系把握其關聯性與不同點尤為重要。
（一）工傷保險賠償與侵權賠償的關聯
1.從歷史發展上來看二者的關聯
工傷賠償的歷史就是從民法向勞動法、社會法發展的過程。
第一個階段是從18世紀工業革命到19世紀80年代，此期間，正值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機器大生產的進程，個人自由主義盛行，資本家多貪圖追求最大的個人利益，大都對工人的人身安全漠不關心，工傷越來越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個時期的工傷賠償完全是按照以過錯責任為基礎的侵權損害賠償來處理的。勞動者如果因為工傷而要求用人單位賠償，需證明用人單位存在過錯。但相對于強勢的企業主，勞動者處于劣勢地位，舉證困難，往往是得不到有效的賠償，人身權益無法得到確實的保障。
第二個階段是19世紀80年代至今，在此期間，社會責任思潮逐漸蔓延，工會主義抬頭，為加強保護勞工利益和應對工業社會帶來的新挑戰，資本主義國家紛紛立法，將勞動關系中勞動者遭受的損害賠償從傳統的民事侵權法中獨立出來，實行無過錯責任制度和分擔風險的社會保險制度，確認只要勞動者在雇用過程中，因雇用的原因受到損害，即使工人單位沒有過錯，也應該承擔責任。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工傷保險制度在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方面具有突出的作用，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民事侵權賠償責任的工傷救濟方式仍發揮著它對工傷事故的救濟功能。
2.從功能上看，工傷保險賠償和民事侵權賠償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都有要求對個人人身造成的損害進行經濟補償或者賠償。兩者都是對工傷事故進行救濟的重要途徑。兩者都是維護社會公平、保障社會經濟和生活秩序的重要法律手段。
（二）工傷保險賠償和侵權賠償的區別
工傷保險賠償和侵權賠償也存在眾多不同之處，這也是當代法律制度中將工傷保險賠償制度納入社會保障法體系而非民事侵權責任法體系的體現，是工傷保險待遇不能完全取代民法上侵權賠償責任的表現。
1.在法律性質上，工傷保險是社會保險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保險法日益成為介于傳統的私法和公法之間稱之為社會法，社會法是一門相對獨立的法律規范體系。而民事侵權賠償是民法中侵權之債的重要組成部分，屬于典型的私法范疇。
2.在歸責原則方面。當代的工傷保險賠償采用的是無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傷殘、死亡事故或者患職業病等工傷，不論用人單位是否存在過錯，受到事故傷害的勞動者都可以按照規定的工傷保險待遇獲得賠償。而我國《民法通則》和《侵權責任法》把過錯責任原則作為侵犯公民民事權益的歸責原則，并以法律規定的無過錯責任和過錯推定責任作為例外的歸責形式。
3.在賠償數額和賠償范圍上。在我國，工傷保險賠償與侵權損害賠償相比，在一些具體的賠償項目上，例如傷殘補助金和死亡補助金，工傷保險的賠償標準要低于民事人身損害賠償標準。在賠償范圍上，侵權損害賠償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而工傷保險賠償只是財險，不能尋求精神損害賠償。
4.從二者的作用上看，侵權損害的受害人只能夠獲得損害賠償，主要是為了填補受害人所受損害，而工傷保險賠償中勞動者除了可以獲得損害賠償外，還可以獲得一系列的“人身性待遇”，如在工傷醫療期內，一般不得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又如，患職業病或者因工負傷并被確認喪失或者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用人單位一般不得解除勞動合同，等等。這些“人身性待遇”是民事侵權賠償制度所不能給予的。
5.爭議解決方式方面，對于工傷職工與用工單位之間就工傷保險賠償方面發生的爭議，采取“先裁后審”的方式，仲裁是訴訟的必經程序，當事人對仲裁不服的，可以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當勞動者與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就工傷賠償等事項發生爭議的，可以向直接管理該經辦機構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申請行政復議，不服行政機關行政復議決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因民事侵權賠償引起的糾紛，受侵害方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三、工傷保險賠償和侵權損害賠償在適用上的選擇模式
從比較法上看，在協調工傷保險賠償和工傷侵權損害賠償的適用上，一般存在以下四種模式。
（一）取代模式
取代模式，即以工傷保險賠償取代民事侵權損害賠償，也就是說職工遭受工傷后，只能請求工傷保險給付，而不能依照侵權責任法的規定向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取代模式最大的優勢在于可以減少訴訟，降低訴訟成本，節約社會資源，提高解決勞動爭議的效率，并且憑借社會保險機制發揮分散風險的功能。然而，這種適用模式的缺陷在于剝奪了受害人獲得完全賠償的權利，對受害職工利益的保障不利，也強行剝奪了受害人選擇救濟方式的自由，同時也不利于對工傷事故的制裁和預防，不能發揮對用工單位違反法定義務的震懾作用，不利于用工單位主動增強安全意識，加強設備維護，提供更加安全的工作環境。
（二)選擇模式
選擇模式，即工傷事故發生后，構成工傷的勞動者在工傷保險給付與侵權損害賠償之間，擁有選擇的權利，但只能擇其一，也就是說，要么選擇工傷保險給付，要么選擇侵權損害賠償，二者不可兼得。這種模式的優勢在于賦予了受害勞動者選擇自身救濟方式的自由，符合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則。然而這種適用模式的缺陷在于，侵權責任法規定的賠償數額相對較多，但是侵權賠償訴訟常常面臨著舉證困難、執行不能等訴訟風險，且訴訟耗費的時間漫長，不利于對勞工工傷及時有效的救濟；可是單就工傷保險賠償來說，雖然確實可靠，能夠及時對遭受工傷的受害人進行救濟，但是由于工傷保險賠償的標準和數額較低，不能實現對勞動者所受損害的完全補償。
（三)兼得模式
兼得模式，即指受工傷的勞動者既可根據社會保險法獲得工傷保險給付，又可根據侵權責任法獲得侵權損害賠償，從而使遭受工傷的勞動者獲得最大的利益保護，也就是理論界所稱的“雙份利益”。這種模式的優勢在于最大程度的保護了社會弱者的利益，也有效的督促用人單位采取必要的預防機制。這種模式的缺陷在于加重了用人單位的負擔，違背了公平原則，且與工傷保險和立法分擔風險和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立法填補損害的立法目的不符，容易使勞動者獲得的賠償高于其所受的損害。因而，該模式極少適用，大多數國家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原則上都不允許因工傷而獲得雙重利益。
（四）補充模式
補充模式，即工傷發生后，遭受工傷的勞動者可主張工傷保險賠償和侵權損害賠償，但其最終所獲得的賠償或者補償，不得超過其實際所遭受的損害。一般來說，這種模式承認受工傷的勞動者須首先向工傷保險基金主張工傷保險給付，然后就其填補損害的不足部分可以主張侵權損害賠償。這種模式的優勢在于，較為合理的兼顧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各自的利益，比較符合立法目的和公平原則。但其缺陷在于程序繁瑣，司法成本較高。
四、我國立法現狀
（一） 中央立法規定
1. 全國人大
2002年全國人大頒布的《安全生產法》中確定了工傷保險賠付優先原則，但是該條文后半部分規定得比較含糊，因此造成了在司法實踐中的認識不一致。有的人認為立法的意圖是在工傷保險不足以彌補受害者的損失時，權利人可以請求用人單位補足差額，即認為全國人大采用的是補充模式。還有人認為本條是指受害職工可以獲得雙重的保障，采用雙重模式。可以說，這兩種說法都沒有違背法律規定的字面含義。因此，造成了實踐中的具體適用也是各不相同。
2. 國務院
依據1992年9月國務院頒布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職工可以先依照民事程序從第三人處獲得侵權損害賠償，再從用人單位處領取勞動保險待遇，即受害職工可以獲得雙重賠償。不過這與前面所述的雙重模式有所區別，前述雙重模式受害職工可以同時請求工傷保險賠償與侵權民事賠償，沒有先后順序之分，而本條則要求首先請求侵權損害賠償，然后再獲得一定的保險待遇。這樣，在存在第三人侵權的場合，受害職工可以獲得雙重的利益。值得一提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2004 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該辦法即行廢止。但是新法回避了這個問題，舊辦法的影響仍然存在，在司法實踐中還是有許多人采用了舊的規定。
3. 最高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中細分了有無第三人侵權的不同情形，可以理解為，如果沒有第三人侵權的場合，受害職工只能按照《工傷保險條例》規定，從有關機構或者用人單位取得一定的工傷保險待遇，而免除了用人單位的侵權損害賠償責任。而在存在因用人單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權的場合，受害職工可以得到民事賠償，但是這樣的規定仍然存在不明了之處，即賠償權利人到底可以得到多少的賠償額，需不需要扣除已經獲得的工傷保險待遇，因此，在實踐中，也出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認為賠償權利人可以獲得全部的賠償，不需要扣除已經獲得的利益，即可以獲得雙重賠償，與前述雙重模式相一致；有的人認為在侵權損害賠償環節應當扣除已獲得部分，只能獲得不足部分的賠償，即前述所講補充模式。
（二）各個地方相關規定
長期以來，我國的司法實踐表明，在處理工傷保險與侵權損害賠償的法律適用問題上，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依據自己對于法律精神的理解，做出了不同的解釋。各地“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導致了各個法院甚至同一法院都會有各種不同的判決。《工傷保險條例》實施后，各地紛紛出臺相關規定以貫徹實施該條例。其中又可以分為區分第三人場合的處理模式和不區分第三人場合的處理模式。
1. 區分第三人場合的處理模式
根據2004年1月1日起實施的《四川省人民政府關于貫徹<工傷保險條例>的實施意見》規定，在第三人侵權的場合中，原則上先由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若有不足的部分，則由工傷保險對其進行補充。又如 2004 年執行的《黑龍江省貫徹<工傷保險條例>若干規定》第 17 條也規定了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民事賠償法定優先，工傷保險為補充的模式，還賦予了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代位求償權。
2. 不區分第三人場合的處理模式
《貴陽市工傷保險適用辦法》（貴陽市人民政府令第 138 號）第 21 條規定中沒有區分有無第三人侵權，一律規定先民事賠償后工傷保險賠付的處理順序，民事侵權賠償低于工傷保險的部分可以請求工傷保險經辦機構補足差額。該條規定剝奪了當事人的救濟選擇權，強制性規定了民事賠償優先，工傷保險賠付為補充的原則，同時也不允許受害職工獲得雙重救濟利益。《江蘇省城鎮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規定》中也有類似的條款.
從上述論述不難發現，目前我國關于工傷事故發生后，民事侵權賠償和工傷保險競合時的處理在法律規定上層次多，種類多，但沒有統一標準，和明確的意見，以至于給司法實踐造成了極大的困難，也導致了各地司法結果的不統一。
五、工傷保險賠償與工傷侵權損害賠償具體適用問題
在此，我們認為，透過現象看本質，超越現有四種模式的局限，以承擔責任的主體作為基本的界定標準來具體分析工傷事故中救濟方式的適用問題。
（一）不存在除用人單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權的情況下，即只是用人單位承擔賠償責任的情形。這里又可以細分為用人單位無過錯（主要是無故意或者重大過失）時承擔的賠償責任以及用人單位有過錯（主要是存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時承擔的賠償責任。
1.用人單位無過錯
在這種情形下，應由工傷保險機構承擔給付責任，而用人單位不承擔侵權責任。即是取代模式的體現。之所以這樣界定，原因在于，在工人單位無過錯的情形下，依據工傷保險制度的性質和功能，工傷保險是由用人單位交納保金，實質上是用人單位責任險，用來分擔風險。況且用人單位在工傷中沒有過錯，不具有可歸責性。如果在這種情形下，為了勞動者工傷損害補償的完全實現而強制用人單位再負賠償責任，這不符合公平原則，也嚴重打擊了用工單位的積極性，不利于生產發展和社會和諧。
2.用人單位存在過錯
在這種情形下，應先由工傷保險機構承擔給付責任，再就工傷保險賠償與實際財產損失之間的差額以及精神損害，請求有過錯的用人單位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即是補充模式的體現。這首先是損害救濟中“填補功能”的要求，受害人所受的補償一般不能超出其所受到的損害。其次，采取這種責任承擔規則的優勢在于，一方面能夠更好地保護工傷勞動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賦予了用人單位必要的注意義務，違反必要的注意義務而使勞動者遭受工傷，要承擔賠償責任。如果在這種用人單位有過錯的情形下，不對用工單位進行懲戒，那么在用工單位處于強勢的地位上會更加的肆無忌憚，縱容用人單位忽視勞動者的人身安全，這顯然不符立法的價值取向，也不利于保障人權。
3.用人單位未為勞動者投工傷保險
《工傷保險條例》63條規定了這種情況，由該單位向該職工或其親屬賠償，賠償標準不得低于本條例規定的工傷保險待遇。但是我們認為，這樣規定有不足之處，很多情況下未參保的工傷事故受害人無法得到及時的賠償救助，且要承擔極大的訴訟風險，使勞動者工傷補償的權益遭到不確定的拖延，實在不妥。因此，我們認為，應允許這些未參保的工傷勞動者在符合相應條件下先從工傷保險機構領取工傷保險補償，再由工傷保險機構向用工單位取得相應的代位求償權。
（二）在第三人侵權的情況下賠償責任的承擔
《人身損害賠償的司法解釋》第12條第2款規定的，因用人單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權造成勞動者人身損害，賠償權利人請求第三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我們認為，該條對第三人侵權情況下的賠償責任承擔問題并沒有明確的界定。其實，在這種情形下要解決的關鍵在于第三人承擔民事侵權責任與工傷損害賠償如何適用的問題。我們認為，人民大學在民法典草案的建議稿中的規定有很大的可取之處。責任承擔規則應是：因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勞動者遭受工傷損害，應當先由工傷保險機構承擔給付責任，再就工傷保險補償與實際財產損失之間的差額以及精神損害部分請求侵權的第三人承擔侵權賠償責任。這樣做的理由在于，首先要實現的利益就是勞動者因工傷而產生的損害補償，由工傷保險機構先行賠付，能夠及時快捷地實現工傷保險賠償；其次，由于工傷的產生畢竟是由第三人的侵權行為引起的，根據侵權責任法的相關原理和立法規定，由第三人承擔補充責任也是合情合理，從而在懲治侵權行為的同時也有利于勞動者利益的更大保護。
（三）工傷受害人有過錯情況下的賠償責任
工傷受害人過錯可以分為受害人故意和過失。我們認為，工傷受害人在一般過失情形下對其所應獲得的補償適用于法律的一般規定，而對于勞動者在重大過失情形下應適用過失相抵規則，可以減輕賠償義務人的賠償責任。而對于在勞動者故意而使自身遭受人身傷害，應當屬于《工傷保險條例》第16條規定的不屬于工傷的自殘或者自殺行為，不受工傷保險法律制度的保護。
結語
工傷賠償救濟從一元制向多元制發展，形成了工傷保險與民事侵權賠償并存的局面。我國正處在三化協調快速發展的關鍵時期，工傷事故也有不斷增長的趨勢。但我國目前出臺的法規比較零散，大多采用條例、規章形式，各制度之間不相銜接，這與我國強化勞動者權益保障和構建和諧社會不想協調，明確工傷保險待遇與工傷侵權賠償責任競合的法律適用，并最終需要工傷救濟模式的統一建構與相關法律的體系化整合，以消除法律間的混亂，切實保護勞動者權益勢在必行。 “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不僅是促進社會文明進步的現實需要，也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必須擔負起的社會責任。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要借鑒西方先進的經驗和有益制度更要考慮中國本土的現狀和適應性，不能簡單的“拿來主義”，以免引起制度的“水土不服”。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我們要更加注重制度的長遠效應，統籌兼顧，協調不同制度，盡快確立工傷保險與民事侵權法律適用關系的統一處理意見，修改或廢除各個不同法律法規中的相互矛盾的規定，構建統一的工傷補償標準，以人為本，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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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河南省項城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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