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崔麗麗收到了天津市津南區人社局出具的《認定工傷決定書》(以下簡稱《決定書》)。《決定書》顯示，去年9月23日出差杭州期間，崔麗麗入住酒店后被性侵，后經醫療機構診斷為創傷后應激障礙，此事故傷害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五)項規定，屬于工傷認定范圍，予以認定為工傷。
新京報此前報道，崔麗麗是天津某企業營銷總監，性侵她的是公司老板錢軍(化名)。2024年4月，錢軍因強奸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之后崔麗麗到天津市津南區人社局申請工傷認定。
歷經4個多月收到這份《決定書》，崔麗麗說：“案件的刑事判決給了我活下去的勇氣，這個工傷認定會讓我活得更有尊嚴，證明我是因公受傷，公司需要為這個事情負責。”
12月4日，崔麗麗就職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部長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對于津南區人社局對崔麗麗的工傷認定是否申請行政復議，“我們正在討論，一周之后給她一個答復。”
目前，崔麗麗正在跟公司確認停工留薪期。12月10日，崔麗麗告訴新京報記者，公司人力部長回復她“仍需要一兩日等待最后大領導的確認”。
事件 女子被性侵后陷入“焦慮和抑郁狀態”
性侵事件發生半個月后，崔麗麗無法繼續在公司工作，她向直屬領導請假在家休養。
經歷失眠、頻繁做噩夢，并覺察到自己精神狀態不好后，她到天津的兩家綜合性醫院就醫，被診斷為焦慮和抑郁狀態。但在醫生問診時，她始終無法告訴醫生自己真正發生了什么，“被強奸”這個詞讓她難以啟齒。
崔麗麗認為，自己被性侵以及因此受到的精神傷害均屬于工傷。“事情發生在我出差期間，而且是在商務宴請中為了履行工作職責喝的酒。”微信聊天記錄顯示，在那場酒局上，錢軍曾給她發信息稱“你陪著多喝點”。
2023年12月，在性侵案件進展的同時，崔麗麗曾電話詢問津南區人社局工傷申報流程，但被告知因涉及刑事案件，需等待案件結論認定后再來申請工傷。
根據浙江省杭州市濱江區法院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2024年4月2日，法院對此案作出判決，以強奸罪判處錢軍有期徒刑四年。在民事賠償方面，崔麗麗拿到經濟損失3000元，這些錢是相關醫療費用和就醫所需要的交通費。
4月18日，公司的人力部門通知崔麗麗，因未遵守公司請假制度且無故曠工，屬嚴重違反公司制度，她被解除了勞動合同。這是事發后，公司與她第一次正式交涉。
同日，崔麗麗走進津南區人社局申請工傷認定，她認為“公司需要為這個事情負責”。
人社部門 明確創傷后應激障礙與性侵有關
崔麗麗告訴記者，第一次到津南區人社局申報工傷時，她被告知，抑郁、焦慮的診斷和治療需要在人社局指定的三安(安定、安寧、安康)醫院診斷。而此前，她只在綜合性醫院的精神科問診。4月23日，崔麗麗重新到天津市安定醫院接受治療。
7月9日，經過兩個半月12次的治療后，經專家會診，崔麗麗被診斷患有創傷后應激障礙。
一周后，崔麗麗帶著診斷證明到津南區人社局申報工傷，津南區人社局向其出具了工傷受理通知書。
9月3日，崔麗麗接到了津南區人社局“工傷認定決定時限中止”的通知。通過電話詢問，她得知需要先到人社局進行“傷與非傷鑒定”，即鑒定創傷后應激障礙是否為性侵事件直接導致。因鑒定專家可預約的時間不確定，暫時中止認定時限。
經過再次鑒定，11月7日，崔麗麗收到“傷與非傷鑒定”結論通知，明確創傷后應激障礙與性侵事件有關。針對這一結果，人社局詢問公司意見，公司未對此提出異議。
直至12月3日，崔麗麗收到了津南區人社局的《決定書》。津南區人社局認為，崔麗麗受到的事故傷害，符合《工傷保險條例》(國務院令第586號)第十四條(五)項之規定，“因工外出期間，由于工作原因受到傷害或者發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屬于工傷認定范圍，予以認定為工傷。
被認定為工傷后，崔麗麗聯系公司確認停工留薪期，公司稱將在12月10日給予回復。12月10日，崔麗麗告訴新京報記者，公司人力部長回復她“需要等待最后大領導的確認”。
崔麗麗稱，她不認可公司解除勞動合同的原因，她認為自己沒有違反公司請假制度，也沒有曠工，在停工留薪期確認后，將就被公司辭退一事提起勞動仲裁。
專家說法 當地人社局對“傷害”的理解符合立法本意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教授姜穎表示，在目前的工傷認定中，很多精神類的疾病很難判斷跟工作有無關系，但在此案中，女員工的發病原因比較明顯，有證據證明創傷后應激障礙和性侵行為有直接因果關系，就可以認為是在工作期間受到侵害。在《勞動能力鑒定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等級》門類的劃分中，也包含了精神科目，應當認為只要傷害結果與其受到的暴力傷害行為具有因果關系，即符合認定工傷的要素。
姜穎認為，此案件中，當地人社局對“傷害”做了擴大式的理解，對于工傷的認定，“是有進步意義的。”
姜穎進一步解釋，從狹隘角度理解，在現有的工傷認定中，典型工傷是指在一定的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受到事故傷害或意外傷害，比如交通事故、砸傷等。而在此案中，性侵犯罪能否等同于事故傷害？姜穎認為，當地人社局認定了員工在出差工作期間遭遇刑事犯罪，也是一種事故傷害。
對此，姜穎表示，“當地人社局的認定中對‘傷害’的理解，是更符合立法本意的。工傷認定以及《工傷保險條例》這個制度的設計，本身就是保障勞動者在工作期間，或者進行與工作相關活動期間的人身安全、生命健康等。”
另一方面，姜穎認為，職場性侵事件中，雇主利用上下級的職場關系對下屬進行性侵，對女職工的身體和精神都造成了嚴重的傷害，“這種認定對女性權益的保護也起到了積極作用。”
北京市振邦律師事務所律師李瑩曾代理過多起職場性侵官司，在她的經驗里，職場性侵的維權本身存在困難，在此案件中，“崔麗麗打贏了性侵官司，她是幸運的，被性侵后患上創傷后應激障礙，能被認定為工傷，也是一個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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