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法》與《勞動合同法》在調解與規范勞動關系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有了這兩部法律，勞動者與用人的單位的權利有了保障，同時也規定了雙方各自的義務，其中工傷就屬于勞動者的權利之一，因公受傷之后，勞動者有權要求用人單位以及相關部門對此負責。
但在實際情況中，工傷的判定往往會面臨一些比較復雜的情況，就比如工作期間突發疾病，經過治療后在家中死亡，這究竟能不能算作工傷？針對這一問題，郴州的這起案件或許能夠給我們答案。
王某是郴州某公司的一名叉車工，2021年3月1日15時左右，王某在公司廠房工作時突然感到一陣頭痛，意識也逐漸變得模糊起來，于是他連忙找到工友，讓他們幫忙聯系到了家人，沒過多久，家人就趕到公司，并將王某送到了醫院進行檢查。
當王某被送到醫院時，他已經出現了暈厥的癥狀，醫院初步診斷為腦出血，而且病情危急，隨時有死亡的可能，隨后王某便被送到了另一家醫院的ICU病房，但是進行搶救之后，王某仍處于昏迷狀態，之后家屬又將其轉院到了第三家醫院，可經過檢查，王某獲救的可能已經極其渺茫，最后家人忍痛放棄治療，將王某帶回了家中。
結果沒過多久，王某就在家中死亡，之后王某就診的第三家醫院對其出具了《死亡通知單》，其中載明王某于2021年3月3日14時18分死亡。由于王某是在工作時間病發，因此家屬便來到當地人社局進行工傷認定。
人社局經過調查后認為王某為工傷，但公司卻不服人社局出具的工傷認定，隨后雙方又來到當地政府復議，復議之后仍認定王某為工傷，可公司還是不服，最后便向法院起訴，要求撤銷對王某的工傷認定。
那么王某究竟屬不屬于工傷？按照公司的說法，王某雖然是在工作時病發，但死亡時間已經來到了病發的兩天之后，應當不屬于工作時間內，不應被認定為工傷，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滿足如下條件的，應當被認定為工傷：
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工作時間前后在工作場所內，從事與工作有關的預備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傷害的；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暴力等意外傷害的。
從這些條件來看，王某死亡似乎并不屬于工傷，但在《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中有規定，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視同工傷：
（一）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
（二）在搶險救災等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動中受到傷害的；
（三）職工原在軍隊服役，因戰、因公負傷致殘，已取得革命傷殘軍人證，到用人單位后舊傷復發的。
職工有前款第（一）項、第（二）項情形的，按照本條例的有關規定享受工傷保險待遇；職工有前款第（三）項情形的，按照本條例的有關規定享受除一次性傷殘補助金以外的工傷保險待遇。
王某是在工作時病發，并且是在病發后的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符合法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但公司卻對王某死亡提出了疑問，他們認為王某死亡是家屬放棄治療后導致的，這一定應當對“搶救無效死亡”的真實性產生影響。
但是公司卻無法出具證據來佐證這一觀點，《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職工或者其直系親屬認為是工傷，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由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公司在工傷認定調查程序以及訴訟中提供的證據不足以推翻已認定的事實，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此時公司無法拿出證據，那么他們的觀點也就沒有任何依據。
而且王某家屬放棄治療是因為王某的病情已經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再繼續治療下去也只是徒勞，因此王某家屬放棄治療的舉動完全合情合理。因此法院宣判，王某死亡應當被認定為工傷，公司應承擔相應的責任。
當然，在對家屬進行補償時，工傷保險的賠償是在第一位的，如果不夠，則由公司負責，而且為員工繳納工傷保險也是法律中的硬性要求。
《工傷保險條例》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基金會、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組織和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應當依法參加工傷保險，為本單位全部職工或者雇工繳納工傷保險費。
一般來說，發生工傷事故之后，受害者家屬首先應當前往當地人社局進行工傷認定，然后向公司出具相關材料以及工傷認定書來要求公司承擔相應的責任，若是存在分歧，則可以向當地政府申請復議，若是還無法達成一致，則可以通過起訴來解決。
當然，沒有人愿意受傷，因此在工作時也需要特別注意安全問題，正確操作，防止讓自己受到傷害，不過一些意外或是疾病也不是我們能夠避免的，如果發生在工作中，那么工傷保險就會給予我們足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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