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傷死亡賠償金額明年將大幅提高的消息傳出后，引起社會極大關注，但7月21日記者走訪南寧市區部分工地發現，出了安全事故，受傷民工大多選擇“私了”。究其原因，工傷認定程序漫長、維權成本高等，成了當前民工工傷維權的“攔路虎”。
案例
昏迷民工難討醫藥費
7月21日，扶綏籍民工李特植仍昏迷躺在醫院。
20天前，42歲的李特植爬到10米高的竹梯上，進行電焊作業時，高空墜落，頭部著地，當場昏迷。李特植的工友陸先生回憶說，當時叫他戴安全帽，系安全帶再干活，可他嫌熱，沒戴。
李特植的姐夫揭先生告訴記者，李特植被送到醫院后，一直昏迷至今。“20天來，包工頭、施工方和業主方共給了3.61萬元，可現在治療費已差不多5.8萬元，尚欠醫院約2萬多元，如今醫院已經停止治療。”李特植的弟弟李省植無奈地說，為了哥哥的治療費，他和家人多次打電話找包工頭、施工方和業主，但都沒結果。找到安監局，安監局說在調查當中，并與相關當事方協商，可始終不見下文。如果包工頭、施工方和業主都不肯墊付醫藥費，他們真的不知道該怎么辦。
體驗
民工工傷認定時間長
李特植受雇于個體包工頭陸某，項目施工方為廣西恒鑫輕鋼活動房有限公司。事故發生后，李省植、揭先生等一直為李特植的醫療費、工傷賠償奔波。不過，除了之前墊付的醫藥費，其他毫無結果。
民工工傷維權到底有多難？21日下午，記者跟隨李省植一行5人，親歷了民工工傷維權的經歷。
下午3時許，李省植一行拿著醫院為李特植開的傷情證明和費用通知單，來到南寧市興寧區安監局。負責調查李特植高空墜落安全事故的，是該局副局長陸仁斌�？戳死钐刂驳膫樽C明和費用通知單后，陸仁斌說，該事故的責任認定還沒有出來，這段時間以來安監部門也一直在與包工頭、施工方和業主方協調。
“協調的結果怎么樣？20天了，包工頭、施工方和工程業主都沒有主動找我們商量，如何治療患者。”李省植問。
“我現在立即和他們聯系，看看情況怎么樣。”陸仁斌說完后，先后給施工方負責人、業主方負責人和包工頭打電話。打電話時，雖然陸仁斌再三強調李特植目前的治療情況，并建議對方出于人道主義想辦法墊付醫藥費，但最后得到的答復讓陸仁斌也感到無奈：施工方說想辦法22日送醫療費到醫院，但主要責任在包工頭，因為工人是他帶來的；業主方稱主要責任在工程承包方，且公司之前墊付了部分費用，再給錢需要公司董事局開會商量；而包工頭則很干脆地稱沒錢。
“和我們之前給他們打電話一樣，這樣的結果早在預料當中。”李省植問，“事故發生都已經20天，安監部門的事故認定什么時候能出來？”
“安監部門的事情比較多，還沒那么快。最后的結果，需要安監、監察、消防、公安和工會等部門一起開會才能確定，法律規定的時間是兩個月內。”陸說。
“那能不能出示一個調查事故的證明，我們想找勞動仲裁部門幫忙，因為勞動仲裁部門要我們拿一份證明材料，才能處理。”李省植說。
陸回答說：“在最后結果出來之前，安監部門沒辦法出這份證明。”
見此，記者表明了身份，并建議在安監部門事故調查結果出來前，先給患者親屬開一份事故情況說明，以方便患者親屬求助于勞動仲裁部門。隨后，陸仁斌讓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打印了一份事故情況說明。李省植拿到這份說明，已經是下午4時40分。
離開興寧區安監局后，李省植等出來坐車趕往南寧市勞動仲裁部門。但當他們趕到時，勞動仲裁部門的工作人員已經下班。“沒辦法，只好等明天了。”李省植說。
心態
受傷農民工多數愿“私了”
李省植為哥哥維權，只是民工工傷維權難的一個縮影。21日，記者就此采訪發現，出了安全生產事故后，有的民工走正規渠道“公了”。不過更多的則因“公了”耗時較長，首先想到的還是“私了”，尤其是沒有勞動合同、又亟需看病治療的農民工。
蒙先生來南寧工地打工已有兩個年頭，砌過磚、鋪過路。在南寧工作這兩年，他從沒見過勞動合同，更不知道每次“投靠”的單位是否幫他買過工傷保險。“以前我在深圳打工，進入工地的民工會與施工單位簽訂一份合同，上面包含著工資、福利、保險等內容，合同上簽著自己和施工單位的名字，各持一份。”蒙先生說，在南寧大多數民工都受雇于包工頭，由包工頭做代表，與施工單位簽訂合同，民工都沒見過這份合同。連合同都沒見過，工傷保險就更難說了。所以出了工傷事故，都是找包工頭或施工單位“私了”。
民工黃先生從沒想過，如果在工地里發生意外索賠不成，可以“走程序”。3年前，黃先生在工地里工作時，腳被鋼筋割傷，縫了12針。傷口好了，就繼續工作。黃先生說，他弄不清那些復雜的程序，而走程序所需要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他恐怕也承受不了。在黃先生看來，“找口飯吃”才是最重要的。
不少民工表示，很多時候，都是熟人介紹到工地干活的。為了掙錢，民工大多不會在意用工合同。干活時一旦出了事故，唯一的索賠途徑就是死追包工頭不放。沒有合同拿不出證據，找政府部門很麻煩。若包工頭有良心，就會得到賠償，若包工頭沒有良心，作為民工也無計可施。
分析
民工工傷維權難在哪里
安監、勞動部門指出，工傷認定程序漫長、維權成本高等問題，成為當前農民工工傷維權的“攔路虎”。其中，維權程序漫長仍然是工傷案件面臨的最大難題。
“處理時間長，除了導致農民工無法及時得到賠償外，還有可能因為農民工自身法律知識的欠缺，不懂得收集和保存必要的證據。”南寧市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說，“對很多農民工來說，沒有勞動合同，就沒有所謂的工作證、工資條、出入證等證據。當申請工傷認定，而用人單位不承認是其員工時，農民工必須先舉證證明勞動關系的存在。確認勞動關系就可能要經過仲裁等多個階段，耗費大量時間。”
那么，如何破解農民工工傷維權難的現狀？律師認為，農民工工傷維權難，根本原因還是單位不繳保險費，工傷待遇難落實。因此，破解工傷維權難的問題，還是要從源頭——用人單位的規范合法用工抓起。
業內人士表示，國家出臺的新工傷死亡賠償政策，給工傷民工帶來了利好消息。但要切實保障工傷農民工的權利，關鍵就在于使工傷保險真正的社會化。這樣，無論用人單位是否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是否給農民工繳納工傷保險費，一旦農民工發生工傷事故，全部由社保部門先行支付相應的工傷保險待遇，然后再向用人單位追繳。
-----南國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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