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焦點，幾乎可以用一句話總結：用人單位少報工資數額，造成工傷保險待遇減少。
案情簡介：2011年11月30日，睢寧亞東電腦學校員工王軍，2010年8月27日在上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被認定為工傷。申請核發待遇時，發現用人單位以1000元/月的標準參加的工傷保險，而王軍的實際工資數額為3400多元/月。王軍的母親、王軍的兩女兒被確定有被供養資格。但由于用人單位申請工資數額為1000元，那么三個人的供養親屬撫恤金一共才900元/月（1000元/月*30%*3人）。
訴訟請求：請求判令被告睢寧亞東電腦學校支付王軍母親、女兒供養親屬撫恤金差額278103元。
法理分析：
先看法律條文的規定：根據《社會保險費征繳管理暫行條例》規定，應當按本人實際工資數額參加社會保險，所以，繳費工資應當等于實際工資數額，根據《工傷保險條例》規定，供養親屬撫恤金以繳費工資為基數核定工傷保險待遇。本案中，王軍的繳費工資遠遠低于實際工資，所以造成了供養親屬撫恤金減少。
從上可見，如實繳納工傷保險費，是用人單位的義務，由于職工個人不繳納工傷保險費，那么職工個人在此過程不存在任何過錯。既然用人單位沒有盡到自己的義務，那么給職工造成的損失，就應當承擔責任，這是最簡單不過的道理。如同犯了錯就應當受批評，也是三歲孩童都懂得的道理。
《工傷保險條例》第55條，職工與用人單位發生工傷待遇方面的爭議，按照處理勞動爭議的有關規定處理。
在此，公布一下裁決的結果和“法官”“仲裁員”老爺們的大名，看看他們的“杰作”！
勞動仲裁：用人單位已為職工繳納工傷保險，職工家屬已享受相關待遇，故申請人訴求不屬于勞動人事仲裁受理范圍，裁決仲裁請求不予支持。
仲裁員：張宗成。
一審法院：未按規定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應按行政強制征收程序辦理，系行政爭議，非勞動爭議，裁定駁回原告的起訴。
法官：尤飛。
二審法院：用人單位未為職工足額繳納工傷保險，根源系社會保險征收機構繳費環節的糾紛，不屬于勞動爭議，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法官：廖偉巍、宋新河、陳穎。
評論：
1、 從勞動仲裁裁決來看，僅以“用人單位未為其繳納社會保險導致無法享受社會保險待遇的，屬于社會保險爭議”為由，就將申請人推了出去，典型的太極高手。
2、 從一審判決看，至審理結束，一審法官都沒有弄清楚本案爭議的是“工傷保險待遇”，典型的“腦殘”型。
3、 從二審判決看，非要吧“工傷保險待遇”糾紛，歸咎成“工傷保險繳費”糾紛，典型的“流氓”型。
此前一段時間，總認為某些法官、仲裁員、人社局官員等“精英們”腦殘，仔細分析，以前的觀點有誤，動輒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公務員”考試通過率，考試體制如何不科學，中榜者也不至于“腦殘”。
本案以“不屬于勞動爭議”案件為由，法院把這個燙手的山芋推了出去，不得不說是太極中的頂級高手。二審開庭前，我專門去了一趟睢寧縣的勞動監察部門，被告知：“你所主張的是工傷保險待遇差額”，工傷保險待遇糾紛是勞動爭議，理應由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人民法院審理。感慨13億人口的泱泱大國，中國男足沖不出亞洲，看來不是體育體制存在問題，而是“選材”出現嚴重問題，強烈建議到國家機關的公務員“精英們”中挑選。這片沃土培養出來的技術和對“踢球”的領悟力，豈是其他國家只有匹夫之勇的“羅納爾多”們具備的。
從業多年，一直以能夠用法律、用法理將我說服，作為自己判斷“好法官”的標準，而并非以案件“勝敗”來評說。
本案以“不屬于勞動爭議”為由，認定本案不屬于法院審理的范圍。代理此案庭審過程中，我提交《河南省工傷保險條例》第33條：“因用人單位繳納工傷保險費基數不實造成工傷職工工傷保險待遇降低的，由用人單位承擔責任，并支付差額。”
《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第58條：“用人單位少報職工工資，未足額繳納工傷保險費，造成工傷職工享受的工傷保險待遇降低的，工傷保險待遇差額部分由用人單位向工傷職工補足。”
《北京市工傷保險實施辦法》第27條：“第二十七條 用人單位未足額繳納工傷保險費，造成工傷職工享受的工傷保險待遇降低的，降低部分由該用人單位支付。”
《湖北省工傷保險實施辦法》第43條：“第四十三條 由于用人單位繳納工傷保險費申報基數不實而造成工傷職工待遇降低的，由用人單位承擔責任，并支付差額。”
另外，《重慶市工傷保險實施暫行辦法》第42條、《白山市實施<工傷保險條例>暫行辦法》第13條、《廊坊市工傷保險社會統籌暫行辦法》第57條、《淄博市貫徹<工傷保險條例>試行辦法》第11條都做了類似的規定，那么請問，上述官老爺們，難道你認為上述地方立法機關是“腦殘”嗎？不是腦殘，為什么會把你所認為的不屬于勞動爭議的案件，按勞動爭議處理、讓用人單位承擔責任呢？
雖然前面寫過《最荒唐的事：到法院普法》，但還是想在這里進行一次普法。社會保險糾紛屬于勞動爭議的一種，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三）》中明確提出來的。此司法解釋出臺時，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對社會保險糾紛做了深入解釋：繳費費率、繳費基數糾紛等由于是繳費過程中征繳部門與被征繳者之間的行政管理關系，所以此類糾紛不屬于勞動爭議的范圍，但工傷保險待遇糾紛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兩個民事主體之間糾紛，這中間不摻雜任何行政管理的成分，屬于勞動爭議，可見，繳費基數糾紛與工傷保險待遇糾紛同屬社會保險糾紛，是兩個不同階段、不同主體之間的糾紛。二審法院將現在的“工傷保險待遇”糾紛，歸咎于此前“工傷保險繳費基數”糾紛，硬生生將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糾紛認定為工傷保險征繳機構與用人單位之間的糾紛，不知邏輯何來，依據何來，或者這就是所謂的“強盜邏輯”。司法是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然而，這道防線卻如此的不堪一擊。
是否公正，最好的辦法是推己及人。如果哪一天這些“官老爺們”的家屬、親戚遇此問題，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說他們的家屬、親戚活該受不公，別來找法院、別來找勞動仲裁委。
收到二審判決，讓我深感外交部對于日本占我釣魚島事件的感受，但也只有吼一吼：“強烈抗議及嚴重交涉”，也只能用“遲早會遭報應，會受到懲罰”等阿Q精神來自我安慰。
一審審理期間，法官私下了解了地方眾多企業少報工資的違法行為普遍存在，與我向勞動監察部門了解的情況一致，看來本案如果公正判決，讓違法者承擔責任，將破壞整個大局，用人單位要每月如實申報職工工資數額，工傷保險費征繳機構要每月核查用人單位的繳費工資，雖然違法行為無處遁身，但用人單位將承擔更多的用工成本，征繳機構要盡更多的本職義務，使個案獲得公正，“大局”付出的代價太大，在這些“官老爺們”眼中，這種公正要不得，萬萬要不得呀！
既然本案推向了行政管理，那么我們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險管理部門、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去討個說法，一、為了驗證一下，那邊的太極功夫是否也練到了爐火純青；二、堅信公正、公平、正義是社會必需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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