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介
2011年10月7日，某鋼球公司職工榮某在上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當場死亡。2012年1月31日，鋼球公司向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經審查，鋼球公司提出的申請材料中有兩份有關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的材料：一份是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另一份是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調解書》。由于《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民事調解書》對榮某在交通事故中的責任認定存在差異，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在工傷認定過程中對證據的采信產生了分歧。一種意見認為，應該以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的責任認定為依據，理由是，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是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的法定機關，其效力具有權威性、法定性；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人民法院作為評判民事爭議的司法機關，其認定的事實可以作為行政機關認定其他事實的依據，在事實的認定上更具有公正性，理應以人民法院的責任認定作依據。最后，社會保險行政部門采納了第一種意見，于2012年3月2日作出了認定榮某為非因工死亡的工傷認定。
爭議焦點
作為確定民事賠償責任的《民事調解書》中的責任劃分，能否推翻作為確定事故原因責任的《道路交遁事故認定書》中的責任認定？
案例分析
這是一起工傷認定過程中交通事故責任證據效力采信的典型案例，是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事實認定效力的博弈。筆者認為，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正確區分了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的法定性和效力，其不予認定工傷決定是正確的。
首先，《交通事故認定書》作為證據使用具有法定性。
對于適用《工傷保險條例》（下稱《條例》）第十四條第六項認定工傷的情形，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在確認“上下班途中”事實的前提下，主要的依據是交通事故責任的判定，按照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辦公廳《關于工傷保險有關規定處理意見的函》（人社廳函[2011] 339號）的規定，“非本人主要責任”事故認定應以公安機關交通管理、交通運輸、鐵道等部門或司法機關以及法律、行政法規授權組織出具的相關法律文書為依據。因此，按照《條例》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認定工傷的道路交通事故，在事故責任的依據上就應該以公安機關交通管理機關的認定為準。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條規定，交通事故認定是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根據交通事故現場勘驗、檢查、調查情況和有關檢驗、鑒定結論，對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實、成因和當事人的責任作出的具體決定。《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九十一條也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應當根據交通事故當事人的行為對發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過錯的嚴重程度，確定當事人的責任。所以，公安交通管理部門的責任認定，實際上是在交通事故因果關系分析的基礎上，對造成交通事故原因的確認，是認定當事人承擔責任的證據材料。
本案中，《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是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在對現場調查、勘驗的基礎上，通過對當事人行為的分析考量得出的事故責任的客觀結論，在證據的使用上理應作為工傷認定的客觀證據。
其次，《民事調解書》不具有事故責任劃分的效力。
民事調解書，是指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的過程中，根據自愿和合法的原則，在查清事實、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通過調解促使當事人達成協議而制作的法律文書。一方面，民事調解書是人民法院在雙方當事人自愿基礎上達成合意、在形式上得到人民法院確認的協議；另一方面，訴訟中的調解是通過當事人相互作出讓步而對案件事實的認可，其目的是達成和解從而盡早解決糾紛，息訴止爭，這種讓步是當事人為宏觀調解目的而對具體微觀訴爭權利的放棄，其體現的是一種更大的價值。
對本案來說．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調解書>是雙方當事人充分協商和對事故責任的認可，體現的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是雙方當事人對事故責任的自認。但《民事調解書》也只是“調解書”而已，只能約束雙方當事人，其調解遠沒有達到司法機關裁判的效力，更沒有達到作為證據使用客觀真實性的程度。
第三，從救濟途徑看，只有民事判決才能改變《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的效力。
對交通事故處理的異議，當事人有三種救濟途徑：一是可以向上一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提出書面復核申請；二是可以請求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進行調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三是經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的調解。當事人未達成協議或者調解書生效后不履行的，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就以上三種救濟途徑來看，只有當事人提起民事訴訟后，人民法院的判決或裁定才有可能改變《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的效力。這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只是民事爭議的證據，不是具體行政行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于交通事故責任認定行為是否屬于具體行政行為，可否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意見》(法工辦復字【2005】1號）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制定的交通事故認定書，作為處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證據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責任認定行為不屬于具體行政行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如果當事人對交通事故認定書牽連的民事賠償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二是《民事調解書》與《民事判決書》或《民事裁判書》有本質的區別。首先，解決糾紛的方式不同。《民事調解書》反映的是人民法院依法進行調解，促成雙方當事人自愿，合法地達成協議的內容；《民事判決書》反映的則是人民法院依法以判決的形式解決糾紛的內容。其次，體現的意志不同。《民事調解書》在合法的前提下，主要體現了雙方當事人的意志，是人民法院依法對雙方當事人自愿達成的協議的確認；《民事判決書》則體現了人民法院的意志即國家的意志。再次，發生法律效力的時間不同。《民事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簽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而第一審民事判決書只有在上訴期過后，當事人不上訴的情況下才發生法律效力。可見兩者的區別很大。
三是《民事調解書》所認可的事實作為證據使用沒有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02】21號）第七十條規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書或者仲裁機構裁決文書確認的事實，可以作為定案儂據。但對民事調解書所認可的事實卻沒有在證據的使用上進行規范。這表明，在生效的司法文書中，只有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書確認的事實才可以作為定案依據。
綜上，《民事調解書》對民事賠償責任的劃分并不能推翻《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中事故原因責任的劃分，社會保險行政部門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的事實確認榮某為非因工死亡的認定決定是正確的。
欒居滬 山東省聊城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
張秀麗 聊城大學東昌學院
魏茜 山東省聊城經濟開發區社金保險事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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