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過半百的曹先生沒有想到，上班途中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不僅換來了單位“幫幫全贏勞動保障政策咨詢服務社”（以下簡稱全贏服務社）的一張“退工通知單”，“全贏服務社”還為了逃避其工傷賠償責任而“主動”申請歇業。在多次交涉未果之后，曹先生將原服務社出資人賽女士和實際用工單位全冠物業公司告上法院。普陀法院一審判決，兩被告向老曹支付工傷醫療、傷殘就業補助金及工資共計2.6萬余元。其后，賽女士不服，上訴至二中院。日前，二中院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全贏服務社”是非正規就業組織，因為有這樣的特殊身份，至今它仍然處在《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監管的空白地帶，導致其麾下的員工若發生工傷等意外事故，往往索賠無門。資深法官提醒再就業勞動者，在與非正規就業組織簽訂協議之際，須多一個心眼、明確相關約定，切實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沒拿到工傷補償訴至法院
“一共13針，就為了這13針，我工作也沒了，躺在床上6個月不能動，還差點連賠償金都拿不到。”曹先生撩起他的褲管，一條約15厘米長的疤痕在曹先生的小腿外側無聲地猙獰著。“你聽到過員工工傷，單位為了逃避賠償而申請倒閉的嗎？”盡管事過兩年，曹先生對自己的原東家“全贏服務社”依然心懷不滿，而這場糾紛的源頭還要從2006年3月份說起。
2006年3月，曹先生經人介紹，與“全贏服務社”簽訂了一份勞務協議，約定由“全贏服務社”派遣他到全冠物業公司所管理的小區擔任保安，合同期一年，相關社會保險等事宜由服務社代為辦理。但是這份協議“全贏服務社”以要去敲公章為由，之后再未交給曹先生。“‘全贏服務社’給我交三金，雖然我是在物業公司下面做事，但每月1100元的工資是‘全贏服務社’發給我的。估計‘全贏服務社’與物業公司之間也是有協議的。”曹先生告訴記者。
然而，就在7月30日早晨前去上班的途中，一場突如其來的交通意外卻迫使曹先生不得不中斷了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事故導致他右腿脛骨骨折，后經鑒定，傷殘程度為9級。“當時醫生告訴我，一定不能動，至少要躺半年。雖然‘全贏服務社’一直催我去上班，但我根本不能動，怎么去上班？”
令曹先生感到尤其詫異的是，在他治療康復期間，“全贏服務社”不僅停發了其工資，而且在未通知他本人的情況下為他辦理了“退出非正規就業勞動組織證明”，隨后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地選擇了“關門大吉”。10月30日，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出具《工傷認定書》，認定曹先生在上班途中身體受到的交通事故傷害屬于工傷，他也因此享受到了社會保險基金提供的醫療福利。同時，曹先生認為單位應該向自己支付工傷補償金，但未果。在進行過多次法律咨詢之后，曹先生按照律師的指點先去進行了勞動仲裁。然而，勞動仲裁部門給他的說法，又令他大吃一驚。
“勞動仲裁的工作人員對我說，‘全贏服務社’屬于非正規就業組織，不屬于勞動仲裁的受理范圍。我又去找具體管理我的全冠物業公司，他們對我說我不是跟他們簽的合同，所以他們沒有義務負責我的工傷賠償。所有路都堵死了，我沒辦法，只能告上法院。”于是，2006年10月，曹先生將“全贏服務社”出資人賽紅以及實際雇傭單位全冠公司一并告上普陀法院。
服務社支付原告26000元
在一審法庭上，“全贏服務社”出資人賽紅感到十分委屈，“為了讓他享受社保待遇，我一直在配合他做工傷鑒定。”賽女士表示，服務社這樣的非正規就業組織本不用賠償什么工傷損失，在老曹已經獲得相應的社保理賠之后，自己已經盡到責任，“‘全贏服務社’不是躲避責任，而是被迫歇業，而且我與他已經沒有任何法律關系。”全冠物業公司也提出了相似的意見。
而在向二中院上訴時，賽女士進一步提出，“全贏服務社”雖與曹先生簽有勞務協議，但曹先生并不是“全贏服務社”派至全冠物業工作的，“服務社為曹先生代辦‘三金’繳納手續屬掛靠性質。”同時，她進一步提出“‘全贏服務社’并非自動歇業，是因曹先生多次去相關部門上告，迫使服務社歇業。”賽女士認為，在服務社歇業后，原告改為起訴“全贏服務社”負責人是不合理的。
普陀法院認為，原告與“全贏服務社”簽有《勞務協議》，雙方之間形成了勞務雇傭合同關系，原告住院治療期間屬于工傷保險中的停工留薪期，單位應當支付其病假工資。值得指出的是，在服務社與全冠物業公司簽訂的《派遣勞務人員協議書》中，雙方曾約定“勞務人員發生工傷，對于《上海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辦法》所不能支付的醫療費用及按規定需承擔的經濟賠償，由雙方協商處理”，該約定是當事人在參照工傷保險相關規定后的真實意思表示，一旦協商無果，由服務社和全冠物業公司共同擔責并無不當，“全贏服務社”歇業后的民事權利義務應當由其出資人予以承受。據此，法院依據《民法通則》的相關規定，一審判決賽紅及全冠物業公司支付曹先生醫療期間工資、工傷醫療、傷殘就業補助金共計人民幣26000余元。二中院終審駁回賽紅上訴，維持原判。
現狀兩類問題未納入相關法律監管
●大部分勞動者在簽約時只關注每月工資多少。
●業內人士向記者介紹，非正規就業組織不受相關法律的調整。
“我不懂法律，經過這場官司才知道跟‘全贏服務社’這樣的組織簽合同，《勞動法》是管不到我們的。”勝訴后的曹先生感慨地告訴記者。記者走訪了一些下崗或提前退休后重新擔任“保安”“保潔”“護綠”等工作的4050人員，大部分勞動者都表示他們并不在乎所簽的協議上到底寫了什么，只要有個相對穩定的工作，每個月能拿到工資就滿足了。
業內人士向記者坦言，由于非正規就業組織不受《勞動法》與《勞動合同法》的調整，且此類組織只有上海才有，因此，勞動者無法享受用人單位提供的工傷保險待遇。同時，勞動仲裁部門因主體不合，并不受理該類糾紛，法院就成為勞動者維權的最后一個出口。但也正因為這類組織處在法律監管的‘空白地帶’，審理之時要參考新舊勞動法，但判決之時卻只能援引《民法通則》。”
嘉定法院資深法官陳曰良數十年來專門處理勞動糾紛方面的案件。他告訴記者，由“非正規就業組織”所引發的勞動糾紛，近年來逐年增多。“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非正規就業組織并不是完全不受法律保護，而是在兩類問題上不適用于以新勞動法來調整。首先是非正規就業組織支付經濟補償金的問題，其次是簽訂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問題，然而關于‘經濟補償金’這一條恰恰是最容易引起糾紛的。”
提醒“單位”應主動為勞動者購買保險
●勞動者要盡量把合同簽得更具體而規范。
●非正規就業組織本身也應加強自我規范管理，給予勞動者最起碼的保護。
“正因為非正規就業組織的特殊性，所以如果其與勞動者所簽合同上寫著‘按國家規定’進行相關賠償，其實就等于一句空話。勞動者在與這類組織簽訂協議時要尤其注意這一點。盡量能把合同簽得更具體而規范。”陳法官向記者介紹。
而審理曹先生與“全贏服務社”糾紛一案的法官張友明告訴記者，“根據《上海市工傷保險實施辦法》的規定，非正規就業組織的人員發生工傷是無法享受用人單位相應的工傷補償的。在曹先生的案子中，他之所以能勝訴是得益于‘全贏服務社’與物業公司之間簽訂的協議上約定雙方協商解決社保所不能支付的醫療費用及按規定需承擔的經濟賠償。如果沒有這紙協議，原告很難告贏。因此要提醒廣大再就業勞動者，在與非正規就業組織簽訂協議之時，盡量先請該類組織提供其與實際用人單位間簽的協議書，了解一下如果發生問題的責任承擔方式，如果沒有，要提出補充。其次，在與該類組織簽訂合同之時，要細化條款，按照《勞動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切實維護自身權益。”
“‘全贏服務社’這類組織對解決社會再就業問題做出很多貢獻，但這類組織本身也應加強自我規范管理，給予勞動者最起碼的保護。”
趙山律師認為，“從‘全贏服務社’這類組織的角度來說，他們應該做得更‘聰明’些。那就是在與勞動者簽訂就業協議之際，應主動幫他們買下工傷保險等一系列保障，這樣做看似是提高了用工成本，但實際上是大大降低了用工風險。‘全贏服務社’這類組織一般實行的是勞務派遣制，如果他們不為員工購買工傷保險，一旦發生事故，從法律的角度來說，是難逃干系的。進入非正規就業組織的勞動者也要注意，當與該類組織簽訂用工協議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協議上購買相關社會保險的條款。”
【律師評點】
“進入非正規就業組織的就業人員雖然在某些方面無法享受到與普通就業者一樣的待遇，但是這其中也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上海鼎力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所長趙山律師開門見山地表示。
“一般與類似‘全贏服務社’一樣的非正規就業組織簽訂就業協議的人員大部分都是屬于在技能、學歷上稍有欠缺的勞動者，因此對企業來說，他們的用工成本相對低一些。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非正規就業組織與這一類勞動者已經達到了一個雙方權衡之后的平衡。如果一味去要求企業為他們創造與普通勞動者一樣的福利待遇，可能會導致部分原本能夠進入該類組織就業的人員失去工作機會，反而會破壞這個平衡，引發更多的失業問題。”趙律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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