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生勞動的話題已經不是再次提起，但是僅僅我們來關注還是不夠的，如果國家不出臺相應的法規，我們以及執法者也是無濟于事的。
昨天，《羊城晚報》報道的《大學生實習，會不會變成廉價勞動力》，將另一種實習———頂崗實習如何保障基本勞動權益的嚴重問題，再次擺上了臺面。
干同樣的活，同樣超時加班，身份不是學生的“勞動者”，企業就是勞動違法，勞動部門就可以管；身份是學生，在頂崗實習，那企業就不算勞動違法，勞動部門要管也依法無據。出現工傷事故，不是學生的“勞動者”可賠償，而頂崗實習的學生這方面權益難有保障。更怪的是，如果企業嚴重勞動違法，“勞動者”可隨時解約并要求企業補償，頂崗實習生如果想離開，卻可能違反實習規定，甚至難以畢業。到了這一步，如此實習何異于“賣身”？
與一般的社會實踐不同，學校組織學生來到工廠頂崗實習，接受的是嚴格的生產管理，從實質上看與其他勞動者并無不同，企業是不折不扣的用工行為。在企業的逐利行為下，他們也可能面臨其他勞動者一樣的嚴重超時加班、惡劣生產條件的嚴重威脅。他們最基本的勞動權益，也需要法律提供有力的保證。而報道中的事實恰恰表明，現有法律法規這方面存在一個令人吃驚的“真空”。
癥結在哪里？原來，學生目前不屬我國勞動法調整范圍，因為他們還沒有畢業，不算“勞動者”。由此，出現了很多“同人不同命”的怪事：同樣是18歲，干同樣的活，同樣超時加班，身份不是學生的“勞動者”，企業就是勞動違法，勞動部門就可以管；身份是學生，在頂崗實習，那企業就不算勞動違法，勞動部門要管也依法無據。出現工傷事故，不是學生的“勞動者”如何賠償一清二楚，參保了由工傷基金埋單，未參保由企業埋單，而頂崗實習的學生，這方面權益難有保障。更怪的是，如果企業嚴重勞動違法，“勞動者”可隨時解約并要求企業補償，頂崗實習生如果想離開，卻可能違反實習規定，甚至難以畢業。到了這一步，如此實習何異于“賣身”？
法律有空白就會有人去鉆。一些長期“缺工”的企業，近期雖受金融危機影響，也仍然存在“缺工”，對廉價勞動力有殷切的需求。既然使用頂崗實習生超時加班也不用受罰，在報酬、社保等還能省下一大筆，就存在一種將實習生當作廉價勞動力的巨大驅動力。事實也是如此，已經有不少學校以實習為名，向企業輸送廉價勞動力從中牟利。惡劣的生產條件、超長的工作時間，由此引致實習生致病、猝死的嚴重后果并不鮮見。
可是，昨天的報道中，某職校電器工程系的負責人卻說，讓參加實習的學生每天工作12小時，是讓其適應“社會現實”，實習機會是“求爺爺告奶奶”才爭取回來的。讓學生稚嫩的雙肩去擔負遠超出勞動者保護底線的“客觀現實”，不管“求爺爺告奶奶”的動機如何，這客觀上不就是把孩子往危險的境地里送嗎？我們相信學校確實有這樣的良好的愿望，也絕非想從中牟利，但卻讓人覺得可悲———甚至一些教書育人的學校，也未意識到保障頂崗實習生基本勞動權益的重要性。
可喜的是，目前正在征求意見的《廣東省高等學校學生實習見習條例（征求意見稿）》，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且作了一定的限制性規定，如要求日實習時間不能超過8小時等等。不過，正如廣東多位知名勞動法專家指出的，其條文并不完善，企業依舊沒有多少違法的責任，沒有明確的查處部門，也就難以從根本上遏制變實習生為廉價勞動力的沖動。
我們認為，頂崗實習生即使不算“勞動者”，也應部分享受到作為“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假使以目前條件，難以防止其成為“廉價勞動力”，那起碼也要讓其勞動得體面一些、安全一些、可持續一些。比如，工資多少未必要套用《勞動法》，但對于工作時間、勞動保護等，就應嚴格按勞動法執行，企業違反就應承擔法律責任，并且應該明確賦予勞動部門監管的權利。又比如，其他社保可以不參加，但工傷保險應該允許其參加，所費不多，既保障實習生權益，也為企業分散風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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