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遵守安全生產義務受到暴力傷害，應當認定為工傷。
案號一審：（2010）涪法行初字第45號二審：（2010）渝三中法行終字第57號
【案情】
2008年3月3日，田友良與白濤煤礦簽訂5年期勞動合同，約定田友良擔任采煤、掘進等井下工作。同年9月5日17時許交接班時，班長肖成明要求田友良在上夜班進礦井時順便將炸藥攜帶進礦井，田友良拒不攜帶，與之發生糾紛，田友良被肖成明打傷。次日，經重慶市建峰醫院診斷，田友良的傷為鼻骨中下部粉碎性骨折。同年10月13日，田友良之妻朱明琴向涪陵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人資社保局）申請工傷性質認定。涪陵區人資社保局經審查，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的規定，確認田友良鼻骨中下部粉碎性骨折屬于因工受傷。白濤煤礦不服該決定，申請行政復議。涪陵區政府經復議維持了涪陵區人資社保局作出的工傷認定決定。白濤煤礦仍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審判】
一審法院認為，田友良與白濤煤礦存在勞動關系。田友良因為拒絕攜帶炸藥進礦井，與肖成明發生糾紛，受到傷害，應當屬于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因為工作原因受到暴力意外傷害。涪陵人資社保局適用《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的規定雖有不當，但不影響工傷性質的認定。因此，涪陵人資社保局認定田友良屬于因工受傷事實清楚，程序合法。白濤煤礦主張田友良與肖成明系報復斗毆，不能認定為工傷的理由不成立。重慶市涪陵區公安局白濤分局接警后，并未對田友良作出治安處罰，不屬于《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的不得認定為工傷或者視同工傷的情形。田友良沒有攜帶炸藥進礦井的資格，肖成明要求田友良攜帶炸藥進礦井是嚴重違反爆炸物品管理規定的行為，田友良拒絕攜帶炸藥進礦井是完全正確的，白濤煤礦應當加強安全生產的教育和管理，預防安全事故的發生。一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維持涪陵人資社保局作出的工傷認定決定。
白濤煤礦上訴稱，田友良因不同意攜帶炸藥下井而與肖成明發生口角，系工作原因引起，但不是履行工作職責，雙方的行為應屬斗毆；田友良是掘進工，工作場所在井下，斗毆發生在田友良下井途中，不在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內；田友良與肖成明斗毆違反了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有關規定，涪陵人資社保局認定田友良所受之傷為工傷屬適用法律錯誤。請求撤銷一審判決和工傷認定決定。
被上訴人涪陵人資社保局答辯：我局作出的工傷認定決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程序合法，適用法律法規正確，請予維持。
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暴力等意外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本案中的勞動者田友良受到暴力傷害事件發生在白濤煤礦的上下班交接班時，是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工傷保險條例》第四條第二款規定，用人單位和職工應當遵守有關安全生產和職業病防治的法律法規，執行安全衛生規程和標準，預防工傷事故發生，避免和減少職業病危害。田友良與白濤煤礦簽訂的勞動合同雖然約定田友良擔任采煤、掘進等井下工作，但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四條第二款的規定，用人單位白濤煤礦和勞動者田友良均具有遵守有關安全生產和職業病防治的法律法規、執行安全衛生規程和標準、預防工傷事故發生、避免和減少職業病危害的職責。田友良不是白濤煤礦的爆破作業人員，班長肖成明要求田友良在上夜班進礦井時順便將炸藥攜帶進礦井，不符合2006年4月26日國務院《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田友良拒不攜帶炸藥進礦井，屬于履行安全生產的工作職責。由于田友良為履行安全生產的工作職責拒不攜帶炸藥進礦井，被班長肖成明打傷，屬于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暴力傷害的情形，應當認定為工傷。綜上，白濤煤礦的上訴理由不成立，其訴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田友良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暴力傷害，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應當認定為工傷的法定情形，涪陵人資社保局確認田友良受傷屬工傷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符合法定程序；一審法院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賦予了職工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暴力意外傷害時的工傷救濟權，但是對于工作職責的認定，理論探討和司法實踐均拘泥于私法層面，即主要著眼于用人單位對職工崗位職責的具體規定。對于職工因遵守和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而遭到暴力等意外傷害的情形是否認定為工傷，《工傷保險條例》及司法實踐未予以明確表態。本案判決揭示了安全生產法定義務和職工工作職責之間的內在聯系，提示了因遵守此類法定義務遭受暴力傷害工傷確認案件的審理思路，確認了勞動者在此種情形下獲得救濟的可能性，對以后同類案件的審理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一、關于履行工作職責的認定
本案二審法院對履行工作職責作了創造性的解釋，即將職工的安全生產法定義務也視為工作職責的一部分。
按照通常理解，履行工作職責是指職工所受暴力等意外傷害是因其對工作認真負責，盡職盡責地完成工作任務所致。本案特殊之處在于勞動者拒絕攜帶炸藥進礦井的行為似乎與其本職工作無關，實際上卻有極其密切的關聯性。首先從勞動者義務的角度來看，其行為屬于《工傷保險條例》第四條第二款規定的“職工應當遵守有關安全生產……法律法規，執行安全衛生規程和標準，預防工傷事故發生……”的情形，是遵守安全生產法定義務的表現，該義務能否得到遵守關系到安全生產秩序能否實現，而后者構成了職工工作得以平安順利開展的基礎，從而與職工本人正常履行工作職責密不可分；其次從權利義務的對等性來看，職工的安全生產義務即為勞動法第三條規定的勞動者所享有的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的權利。任何用工單位或個人都應當為勞動者提供必要的勞動安全保護條件，維護勞動者的基本權利。本案田友良受傷雖然從表面上看系因與他人產生口角，似乎與其工作內容無關，但究其根源，卻是因田友良向班長肖成明主張自己的勞動安全保護權利而發生。毋庸置疑，勞動安全保護作為職工的一項基本權利，與其能否開展正常工作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應當受到法律保護。
二、關于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的認定
關于工作場所，一般是指用人單位能夠對其日常生產經營活動進行有效管理的區域和職工為完成其特定工作所涉及的相關區域以及自然延伸的合理區域。田友良是在上班時間前往工作崗位的必經路線內遭遇到非基于本人過錯的傷害，即事發于其開展正常工作所必經的路線，本身屬于用人單位有效管理區域，并且是開展特定的井下采挖工作所涉及的合理相關區域，應當認定為工作場所。
關于工作時間，一般認為，在工作場所內，職工從事與工作有關的準備性工作時間，應認定為工作時間。本案中田友良受傷害事件發生在2008年9月5日17時許交接班時，此系用人單位白濤煤礦規定的工作時間，田友良正在準備前往井下從事開采和挖掘工作，因此田友良未違反用人單位有關工作時間的規定，是在從事與開采工作有關的準備性活動過程中遭遇外來暴力侵犯，而且其本身并無怠于下井或拖延下井的故意，因此上訴人有關傷害不是發生在上班時間內的主張不成立。
三、法律適用特點：直覺經驗之法律論證
許多學者和法官都闡釋過這樣一個道理：法官的思考從來不是判決書表現出來的那樣一種從規范出發的思維，真實的司法過程乃是這樣：法官往往是憑借經驗得到一個直覺印象，接下來運用各種法律方法去論證或校正這個直覺判斷。因此，法官同其他社會成員一樣，從來沒有完全離開感性思維，司法過程也從來不是一個純粹的邏輯推理活動，這一點恰好印證了霍姆斯大法官的經典論斷：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本案一、二審法官的直覺判斷都一樣：工傷認定有理，但各自的發展軌跡或論證路徑卻有不同。一審判決認為：“被告涪陵人資社保局適用《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的規定雖有不當，但不影響工傷性質的認定。”但是對于具體應該適用哪條規定，一審判決語焉不詳，究其原因，是因為一審法官未能發現支撐其直覺經驗的準確法律依據。社會的期待卻是：作為以說理為職業的法官，有義務為其直覺判斷提供法律論據和證明。因此，用人單位提起上訴。這一問題在二審中得到了彌補，其途徑就是創造性地運用法律解釋手段。
具體而言，二審法官并未像一審法官那樣籠統套用“工作原因”一詞，而是綜合運用概念解釋、事實識別等方法對經驗直覺進行了論證。
首先，法律是一套概念體系，法官正是運用這套法律概念來進行法律思維。一個案件之所以產生分歧，很多時候與人們對法律概念的理解不一致有關，這時就凸顯了法律解釋的重要性。本案用人單位的一個主要主張就是：田友良不同意攜帶炸藥下井與肖成明發生口角，系工作原因引起，但不是履行工作職責。對此，二審法官對《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的履行工作職責的法律含義進行了解釋，其途徑是通過對立法條文總則性條款的援引和注解，即“《工傷保險條例》第四條第二款規定，用人單位和職工應當遵守有關安全生產和職業病防治的法律法規，執行安全衛生規程和標準，預防工傷事故發生，避免和減少職業病危害。田友良與白濤煤礦簽訂的勞動合同雖然約定田友良擔任采煤、掘進等井下工作，但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四條第二款規定，用人單位白濤煤礦和勞動者田友良均具有遵守有關安全生產和職業病防治的法律法規，執行安全衛生規程和標準，預防工傷事故發生，避免和減少職業病危害的職責。”因此，法官的心證仍然是在《工傷保險條例》的目的和體系范圍之內，其對履行工作職責的解釋是一種體系解釋和目的解釋，案件事實也與成文法規定的要件事實吻合，法律解釋與事實認定嚴絲合縫，自然得出了法律結論：田友良受傷事件應被認定為工傷。
其次，根據現代司法理念，案件事實是一種法律事實，是法官通過對訴訟證據的分析認識得出的結論，它不等同于客觀事實，帶有法官主觀能動性的認識特征。這種認識活動不是任意的，而是以充分的證據為基礎，經嚴密邏輯推理而自然產生的結果，是司法裁判的前提。本案案件事實的特殊性在于履行工作職責不但是當事人的自然活動，更是法律行為，而對法律行為的解釋也屬于事實認定的范疇。法官對法律行為的解釋，也就是要確定構成法律行為要素的意思表示的意義，意思表示的解釋對當事人利益影響重大。本案法官正是著眼于當事人的主觀意思動機，結合工傷保險法律體系和目的，科學解釋當事人的意思表示，認為田友良拒絕攜帶炸藥下井的行為屬于履行工作職責，使案件的裁判建立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作者單位：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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