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中國公民對自身健康都沒有知情權嗎？！”張海超用一句加大嗓門的反問，結束了法庭辯論。
2012年2月29日，31歲的張海超第一次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出現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庭審結束后，他給財新記者遞上名片，名片的背面是他的自畫像——雙手拉開胸膛，露出兩片黑黑的肺。
這是只屬于張海超的“標簽”——“開胸驗肺”。兩年半前的2009年6月，為了證明自己的塵肺病，百般無奈的張海超進行肺部活檢，也就是開胸手術。其悲壯之舉最終換來了塵肺病的檢驗結果，胸部也留下了長長的刀口。
“鬧事、上訪，找媒體曝光，即使最終當事人能夠獲得賠償，那也只是‘特事特辦’。只有法律才能結構性地解決職業病患者的賠償問題。”張海超說，現在，他只相信法律。
惟愿無有后來人
早上8點40分，審判庭的旁聽席上，已經有七八個記者在安靜地等待。法官見此架勢，愣了一下。
這是一個小案子。原告黃福華，一名塵肺病二期患者，將曾經為他做過常規體檢的永康市江南街道衛生院告上法庭。原因是，該醫院只向用人單位出具體檢報告，而不向其本人出具。
記者們的主要興趣并不在案情本身，而在于原告的第一代理人張海超。此前，張海超開玩笑說，他即將在此完成“華麗轉型”。
出現在記者們眼前的張海超，儼然沒有半點“華麗”的樣子——他睡眼惺忪，頭發上翹，身著一件黑色棉襖，棉襖里面套著兩件襯衣，藍色在內，灰色在外。他解釋，第一次代理案子，緊張激動，“昨天晚上一宿都沒睡好，還做了惡夢。”他原準備在灰色的襯衣外，套上筆挺的西裝，來紀念他的“第一次”。結果到了浙江才發現，這里冷得牙齒打顫。他的搭檔，33歲的河北律師張士謙，把棉衣給他套上。
已經當了六年律師的張士謙，作為原告的第二代理人，坐在張海超邊上。法庭審理進行到辯論階段前，張海超幾乎都沒有發言。陳述、舉證、質證等階段，均由張士謙完成。
庭審爭議的焦點是，衛生院是否有義務向當事人提供體檢報告。原告的主要依據《職業病防治法》第49條的規定：“醫療衛生機構發現疑似職業病病人時，應當告知勞動者本人并及時通知用人單位。”而被告方則認為，體檢是由用人單位組織的，醫院只需對用人單位履行義務即可，不對第三方負責。此外，何為“疑似職業病病人”，被告方無權判定，故無告知當事人的義務。
辯論階段，張海超終于“爆發”。與溫文爾雅的張士謙相比，他的語速快，聲調高，并容易激動，最后還大聲反問：“難道中國公民對自身健康都沒有知情權嗎？！”
張海超的激動情有可原，當事人黃福華的遭遇與他如出一轍。2004年，張海超進入鄭州振東公司工作，之后三年，公司均安排他們做了體檢。但是，他卻從來沒有看到過體檢報告，也沒有任何人告訴他體檢結果。
后來，在張海超出現一系列塵肺癥狀時，有醫生建議他把此前體檢的結果拿出來看一下，以便確診。但河南省新密市防疫站稱自己“只對單位不對人”，需要單位開介紹信才能提供體檢結果。而振東公司不但不給開介紹信，還矢口否認張海超曾是它的員工。
幾番周折， 2009年1月6日，當張海超“借”到了自己兩年前的體檢結果時，大吃一驚，當時的胸片已經顯示其肺部異常，體檢結果明確寫著“建議復查”。
在2007年1月曾接受體檢的698名振東公司職工中，檢出“肺部異常、疑似塵肺”的有53人，張海超是其中之一。然而整整兩年，張海超和他的工友們都被蒙在鼓里。
“假如那時我就知道自己肺部已經有問題，我至少會離開那樣的工作環境，或許，現在我的病情就不會這么嚴重。”張海超告訴財新記者，2009年7月他被診斷為塵肺三期之時，醫生明確表示，他這種程度的塵肺病，從急性發病到生命終結，大約只有七年時間。
黃福華的境遇跟他如此相似。張海超希望，不要再有更多人重蹈覆轍。
同病相憐
選擇黃福華作為自己的第一個委托人，是一個偶然。事實上，自從2009年他以悲壯的“開胸驗肺”維權成功之后，天南地北，數不清的塵肺病患者聯系張海超，希望他“指一條明路”。和他聯系的這些患者，幾乎都是通過正常途徑無法獲得賠償的人，甚至有人問他，開胸驗肺的風險究竟有多大，是不是開了胸，就一定能夠拿到賠償。
這些患者的電話時常讓他想起自己的維權經歷：印了幾千份傳單，在工廠門口分發給工友；找幾百個人去政府門口鬧事，然后被拘留；每天拖家帶口，拿著棉被和飯碗，坐在信訪局門口；在醫院住院交不起錢了，就跑去睡大街；甚至與政府官員叫板：“你們把我逼急了，我讓你們都活不成！”
“開胸驗肺”引發輿論聚焦之后，張海超順利地拿到了61.5萬元賠償。他被認定為三級傷殘，幾乎喪失全部勞動能力。以前從不上網的他，開始學著上網看新聞、查資料，甚至自學法律。
網絡為張海超打開了一扇窗。衛生部的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底，全國累計報告職業病722730例，其中塵肺病653000例。塵肺病例數占職業病總數90%以上。張海超很清楚，假如自己沒有“開胸驗肺”，他甚至不能進入這653000人的統計之列。而找他幫忙的絕大多數人，都因為無法拿到職業病診斷證明，在維權路上艱難困頓。
張海超開始前往中國各地探訪這些“隱性的”塵肺病患者，足跡遍布四川、廣東、浙江、福建、甘肅等地。2010年4月，張海超到貴州遵義，旁聽一個與職業病有關的案件庭審。他的出現吸引了媒體，消息在當地傳開。
孫凡軍、李廷貴等四個“粉絲”從貴州銅仁思南縣趕到遵義，為了見張海超。孫凡軍說，自己為了維權，把房子都賣了。張海超給他們捐了3000元錢，鼓勵他們不要放棄。這一事跡后來也見諸報端，當地的省、市工會紛紛給他們捐錢。張海超當時還覺得挺欣慰，以為他們的維權也會有轉機。
然而，張海超離開遵義之后，這四人的賠償一直沒有落實。當年7月2日，張海超收到孫凡軍的短信，稱李廷貴在向當地工會求助時，兩天兩夜滴水未進，已經在前一天死亡。
自從2007年被查出有塵肺病后，孫凡軍等四人就開始找當地勞動局、縣政府、縣工會、市工會、法院、省工會、省政府等，但勞動局不予受理，法院不予立案，別的部門則統一口徑：“你們先回去吧，有消息會通知你們的。”
李廷貴死后，當地為了息事寧人，匆匆賠償，每人5萬元人民幣。孫凡軍等人已經筋疲力盡了，無奈選擇了接受，他們不想死在維權路上。
這件事情深深震撼了張海超，他后來在博客中寫道，“我后悔，后悔當初不應該讓他們堅持，如果沒有我的鼓勵，他們應該已經放棄了，橫豎都是討不回說法，到今天至少還活著。”
“特事特辦”
此后張海超開始反思。兩年多以來，他幫助了不少同病相憐的人，有的人成功拿到了賠償，有的人沒有。而成功的案例，在他看來，主要是“人情因素”起了作用，“我這張臉，比什么程序都管用。”
“我是張海超，開胸驗肺的那個人。”這句話在多數時候，都能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樣的材料，當事人去申請工傷鑒定，有關部門或許不予受理，而張海超一露臉，就受理了。
他的身份偶爾也會被人質疑。有一次，張海超在幫別人維權時，實在忍不住了，就說，“我是張海超”。對方愣了一下，“我就不信！張海超都塵肺三期了，還能站在這里和我吵架？！”對方打開電腦，將眼前這個年輕人和網上的照片一比對，立刻露出笑臉，要求和張海超合影留念，說，“我們這一行，都知道你。”
張海超幫忙維權，似乎挺有效。他自嘲，“其實政府的人肯定挺恨我的。他們無非是看到了名人效應，擔心我一怒之下就帶著一群記者來了。”
但這并不是他的本意。張海超對財新記者說，“我特別反感‘特事特辦’。但中國的官場就這樣。”
兩年多以前，張海超“開胸驗肺”，震驚中國。輿論熱潮持續了大約一周之后，某天半夜2點多，新密市委書記等幾十人，浩浩蕩蕩前往張家，讓他“開個價”，然后“特事特辦”。
張海超不同意。他堅持要新密市防疫站拿出三年的體檢報告。防疫站宣稱，“體檢報告都丟了，找不到。”此后，新密市衛生局副局長、衛生防疫站站長、衛生監督所所長均被火速撤職。
官員再次征詢他的意見。張海超表示不要“特事特辦”，要申請工傷認定、傷殘認定，然后按標準賠償。官員們表示不解，張海超說，“今天你們給我‘特事特辦’了，是不是也能夠給我所有的工友們‘特事特辦’？是不是中國所有維權艱難的塵肺病人，都能‘特事特辦’？如果我要一百萬，你們是不是也給他們所有人一百萬？”
一番話，把官員們嗆得灰頭土臉。第二天，政府工作人員開車上門，帶來各種申請表讓張海超填寫。填完之后他們帶回政府蓋章。一小時后，他們把各項申請送回張海超。整個過程，只花了一小時就全部辦完。
張海超有點兒暈。他從不知道，原來政府可以有這么高的工作效率。
“那會兒拿到賠償了，也覺得累了，很多事情就沒有再追究下去。我現在有點兒后悔，當時應該堅持打官司，至少可以告當地防疫站，他們把我的體檢報告弄丟了。也可以告衛生局，他們沒有監管到位。”張海超說。
而李廷貴之死，更讓張海超看到，“特事特辦”只能解決一時一地一事，這種模式，絕無復制的可能。“我現在還可以為患友們維權，或許有些官員忌憚我，會給點面子。可是如果有一天我死了，這些患者怎么辦？”張海超說。
尋路法律
盡管目前保養得不錯，張海超看起來身體似乎還好，但塵肺病其實是不可逆轉的。張海超找過國內頂尖的專家，得到的答案是，不被這個病拖死的惟一辦法就是換個肺，但換肺以后，可能都要躺著度過余生，身上插著管子。
張海超希望高質量地生活幾年，“只有忙碌起來，我才覺得過得充實。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數著剩下的日子，難免還是會感傷。”
他告訴財新記者，自從“開胸驗肺”之后，他一直在自學與職業病相關的法律。2010年，在貴州旁聽一個案件時，他結識了張士謙。在張的幫助下，他學法律有了更大進步。
2011年冬天，家住河南的張海超決定南下過冬。考慮到廣東省的NGO比較多，且也是職業病的大省，學習的機會比較多，他選擇了佛山。
這個冬天，他幾乎把廣東省所有知名的NGO全部拜訪了一遍。他參加各種NGO活動，和當地的工人們交流維權經驗；積極認識廣東的律師，試圖從他們那里獲得更多的法律援助；在佛山的法院里旁聽了幾十起案件的庭審，逐漸“自學成才”。
接觸的法律人士多了，張海超逐漸明白，只有法律，才能結構性地解決他們維權時遇到的一系列問題。
2011年12月31日，《職業病防治法》修正案獲表決通過，職業病診斷以及索賠中的程序問題，正是此次修法要解決的問題。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也是促動這次修法的關鍵契機。
“在我剩下的日子里，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職業病案件親自代理，讓更多的人知道法律究竟賦予了自己哪些權利，如果還有一個案件能夠推動中國法治的發展，我就很高興了。”張海超說。
兩年來，張海超在探訪各位塵肺病患友時，也和一些煤礦老板有過接觸。他曾經向一名煤礦老板討教，為什么不把體檢報告發給工人？答案是，“如果工人們都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了，就算像你這樣的，60萬元一個，我得賠多少錢？（不給體檢報告）你頂多能說我不規范，我愿意交罰款。”
而對于體檢的醫院來說，與他們簽訂體檢合同的，是單位而不是職工個人。這往往是“大單子”，醫院通常不愿意把體檢報告出示給職工本人而得罪自己的“大客戶”。
張海超認為，這是中國工人面臨的一個普遍性的問題。他和張士謙商量，希望打一場具有影響性的公益訴訟。黃福華的案子就這樣進入了他們的視野。
即便是從業已經六年的張士謙，對這個案件心里也沒有底。在立案之后，他還勸說過張海超，“要不咱們撤訴吧，我還是希望你的第一個案子能夠贏得漂漂亮亮的。”
這一提議被張海超拒絕了。他并不在乎輸贏——如果贏了，所有的醫院都會明白，體檢報告都要提交給職工本人，這是法定的義務；如果輸了，公民的健康知情權如何得到保證，將引發社會熱議。
黃福華案庭審結束后，法官詢問雙方意見，是否愿意調解。張海超表示，“我們只要醫院承認，他們有義務將體檢報告交給職工本人就可以了。至于賠償，我們可以一分錢都不要。”被告方律師則明確表態，“不接受調解。”法院未當庭宣判。
當事人黃福華其實更希望張海超能夠盡快幫他解決賠償問題。庭審結束后分別之際，他畢恭畢敬地問，“你還有什么要叮囑我的嗎？”張海超說：“凡事都要有公益心。你要頂住壓力，不管發生什么，都電話告訴我，絕對不能妥協，更不能撤訴。這個案子不僅僅關系到你的利益，它與所有中國人的健康知情權都密切相關。關于你的賠償問題，只要我還活著，我就給你負責到底。”
送走黃福華，張海超對財新記者說，“我還真不希望這事兒又‘特事特辦’了，最好一切都按正常程序來。我會尊重法院的判決。”
隨后他又擔心，“你說，這么多媒體到場，會不會影響到案件的判決？或者讓這事兒又給‘特事特辦’了？”他接著說，“可是如果我不告訴媒體前來的話，又怎么樣讓公眾關注自己的健康知情權呢？”
他自言自語道，“唉，中國的法律，要怎么樣才能不受外界的任何影響呢？” 財新《新世紀》記者 王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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